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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蕪其人與“胡風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被胡風當面罵為“混賬東西”  　　  　　隨著舒蕪越來越“積極”的表現,胡風對這個“忘年交”愈發反感。1954年5月,胡風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揭露舒蕪“是市儈主義者、品質惡劣的欺騙者”,他“因被捕問題被清除出黨以後,表示了強烈的反黨態度,是打進黨內的破壞者”,“對解放軍和老幹部強烈不滿”。需要指出的是,胡風在這裡首先引用了舒蕪給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作為舒蕪“反黨”的依據。胡風蒙冤值得同情,但把他說成無懈可擊的“聖人”也不公平。7月27日,胡風又提交了一份《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後稱“三十萬言書”),陳述自己對新中國成立後文藝問題的看法和意見,認為存在著制約文藝家的“五把理論刀子”,其中不乏對主管文藝工作的中宣部一些領導人的批評,指出“利用叛黨分子(指舒蕪)在黨和群衆面前公開地造謠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中央將報告退中宣部處理,中宣部認為這個報告是錯誤的,反動的,於是組織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主席團二百多人先後召開八次會議批判胡風。只有路翎為胡風和自己進行了申辯。12月8日聯席會議結束時,周揚在會上作了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宣布與胡風學術思想和文藝理論的分歧“已經變為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場階級鬥爭”。  　　舒蕪雖然不是主席團成員,卻以“槍手”身份參加了與胡風的當面“戰鬥”,這使胡風愈發來氣,他想不到這個與自己有著多年親密關系的盟友“起義”得這樣徹底。   　　舒蕪在自傳裡講述了胡風曾經當面辱罵他的這件事:在“批胡”高潮中,民主人士何劍勛從重慶來北京開會,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來看朋友聶紺弩(該出版社副總編輯),在院子裡碰到舒蕪。三人在地安門吃完飯,聶紺弩說胡風就住在附近,何劍勛說:“好,我們看看他去。”舒蕪猶豫了一下也跟著去了。在胡風家里,胡風夫人梅志見到舒蕪時愣了一下,她沒想到這個“死對頭”會在自己的家里出現。胡風從客廳出來只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是跟何劍勛握手時說的:“開會啊,還有幾天住吧,我們改日再談。”說完掉頭往屋裡走,一面走一面說第二句話:“老聶,你也不事先通知一聲,什麼人都往我這裡帶!”又回頭衝著舒蕪說了一句:“我這裡,不是那些混賬東西可以來的!”說完就進屋了。胡風在7月7日這天的日記上寫道:“紺弩引無恥和何劍勛來,即罵出門去。”  　　舒蕪幾個人那天尷尬地離開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蕪說:“這真是奇怪得很,胡風怎麼這個態度呢?何至於生這麼大的氣?”聶紺弩說:“胡風氣就氣吧,你檢討就檢討,不該把他也拉上。”又說:“他當初發表你的《論主觀》是為了批判的。”舒蕪一聽很生氣,說:“怎麼是這個說法呢?要是這樣講,那好,他給我的信都還在,可以拿出來證明嘛,看看當初是不是為了批判。”聶紺弩趕緊勸他說:“你在氣頭上,這種事,非同小可,冷靜了再說。”聶紺弩特地讓愛人周穎去告訴梅志,說舒蕪可能要把信拿出來。在舒蕪心目中,胡風的信件或許是他的一種“秘密武器”。既然是武器,遲早會被“槍手”打出去的。盡管舒蕪曾聲明這時想“拿信”和1955年的“拿信”不是一回事,但畢竟最終還是“拿”出去了。  　　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思想文化界是個多事之秋。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了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不過,這時中央還只是把對胡風的批判控制在“思想鬥爭”的範圍內的。《文藝報》、《人民日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在強大的壓力下,胡風寫了《我的自我批判》。   　　舒蕪是“胡風派作家”中公開批評自己和批評別人的第一人,他此時想的是如何盡快劃清與大勢已去的“胡風派”的界限,爭取可能獲得的立足之地。1955年4月13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胡風文藝思想反黨反人民的實質》,此文是由他當初認定的胡風有“拘泥傾向”轉化為“反黨反人民”論斷的開始,也是舒蕪在批判胡風問題上思想演變的標志。此時擔負“批胡”任務的《人民日報》、《文藝報》,早已注意到舒蕪的潛力,認為他有可能在批判胡風上“有所作為”,於是便排出計劃主動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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