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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兩岸統合與第三憲的樑柱

http://www.CRNTT.com   2009-10-08 00:27:17

認同問題所在：分隔、操弄與恐懼 　　認識問題、理解問題，才能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我們先來看看問題出在哪里？大陸方面當然也有責任，不過，作為一位台灣學者，我想談一下台灣方面的問題。 　　第一、兩岸長期分隔。1895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沈痛的一年，台灣自此離開了中國的懷抱，日本開始殖民50年，直到1945年台灣光復重回中國，但是台灣與中國政治連結在一起只有短短的四年，1949年以後，國民黨政府被迫來台，兩岸又開始斷裂。由於蔣介石的大中國情結與堅守中國文化的教育，讓台灣人民在心理上仍然與中國連在一起，但是兩岸的人民畢竟生活在不同的體制。1980年代末兩岸民間開始有了接觸，但是這種接觸並沒有強化彼此的認同，反而在接觸後，感受到彼此已有的巨大不同。一直到2009年的今日，兩岸在長達114年的分隔期間內，僅有短短是四年共有“中央政府”，其餘都是各自為政。110年是一個甚麼意義的數字？如果以30年為一個世代計算，兩岸分開已經是將近四代了；即使是1949年到台灣的外省族群，也已經60年，整整兩代過去了。如果我們同意，時間與距離總會在人與民族的記憶中扮演若干角色，它們可以讓彼此更加團結，例如猶太民族的經驗；也可以讓彼此愈行愈遠，英美就是個例子。長達百年的兩岸分離，在蔣經國過世以後，台灣的領導人選擇了分離主義，而長達百年的分隔事實，給了他們可以操弄的足夠土壤。 　　第二、台灣有操弄的政治力。1970年代，台北“中央政府”被迫退出聯合國及與美國斷交，失去了國際上的政治正當性，蔣經國的策略是透過發展經濟與深化民主的成果來強化國民黨政府在“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隨著台灣經濟成長，社會力開始出現，然後是政治力的產生，台灣最終選擇走上民主。民主不可沒有選舉，只要有選舉，就會有利益的爭奪，但多以公益之名行之。很遺憾地，台灣出了李登輝與民進黨的陳水扁兩位政治人物，他們都是以“台灣利益”掛帥、“台灣優先”為名，分別以“仇中”、“愛台”做為打擊異己、奪權的工具，以“台灣主體性”與“一邊一國”做為分離主義的立論依據。（可參考本人所撰〈從“台灣地位未定論”到“台灣前途未定論”〉一文，《中國評論》，2009年6月號）。即使馬英九在2008年以七百多萬票當選，仍然不敢挑戰李、陳兩人所建構的論述。從任用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可以看出馬英九仍舊將李登輝當成是兩岸論述的精神奶媽。當今的國民黨已無1980年代以前對於統一中國的豪情壯志，“偏安”卻反而已是共識。民進黨雖然暫時在野，依然沒有更改其台獨立場，只是由“硬性台獨”轉向“柔性台獨”。“偏安”（即等於“獨台”）與“柔性台獨”兩股力量佔據了台灣政治版圖。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政治力量強力扭轉，兩岸長達110年的分隔事實就繼續有可能成為分離主義的溫床。 　　第三、台灣有操弄所需要的恐懼。1949年起兩岸處於分治，初期台灣仍有收復山河的戰鬥準備，但是從1954年與美國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開始，台灣已經完全依賴美國的安全保護，簡單地說，台北對於北京有安全上的恐懼。即使在與美國斷交後，台北仍然期盼美國能夠繼續維護台灣的安全，《台灣關係法》給了台灣人民一些安全的感覺。即使冷戰結束，兩岸開始民間交流，台灣朝野在安全的思維上，仍然將美國當成是虛擬的安全同盟者，或是安全的依賴者。對美軍購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軍購的真實意義不是為了安全的實質防衛，而是一種為了滿足自由安全感而願意付出的保護費心理。 　　無論在人口、土地面積，台灣較之中國大陸都小很多。1990年代起，中國大陸經濟快速起飛，政治力量亦相對重要。由於北京方面迄今仍然不願意正視“中華民國”，而以“一國兩制”做為“和平統一”後的政治安排。在這項安排中，台灣將只是中國大陸憲法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因此，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力量愈大，台灣愈感受到可能被統一的恐懼。在台獨眼中，北京任何的惠台政策，也有可能被詮釋為賄台政策，而被視為是經濟統戰，目的在把台灣完全吸收消化。ECFA在台灣遭到質疑與反對，正是這種恐懼心理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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