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

“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如國畫。經過徐悲鴻等人的努力，中國畫的技法不僅得以改良，而且得以進入高等教育的殿堂，與西畫分庭抗禮。新興的“國畫”與傳統的院體畫、文人畫和工匠畫有血脈相通的淵源關係，同時又具有創新元素，加上國畫本身根底厚，名家多，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技法傳承，大量古典著述和作品也借助新的印刷手段而廣泛傳播。  　　由上不難看出，“五四”破壞最多的，不過是所謂舊文學。但白話文的興起，包括孔教地位的動搖，則不能都歸因於“五四”。至於舊倫理和舊禮法，雖受到挑戰，但也只是在很小的範圍內受到了衝擊。而舊政治、舊宗教、國粹等，則基本上不曾被改變，既有挑戰也敗得一塌糊塗。 五、“五四”自敗的例證  　　英國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斷定，任何一種人類文化，都有它的持久性和獨立性。事實上，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斷裂與被改變，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然要經歷相當漫長的時期，並且要有相當的社會變革的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不可能對舊的文化和舊的傳統造成破壞性的後果，其原因恰恰就在於它遠不具備這樣的時間和基礎。盲目的破壞與改造，很大程度上連破壞者或改造者自身都無從適應。換言之，傳統的東西並不那麼容易被破壞，因為破壞者自己實際上往往就還是舊傳統的背負者甚或繼承者。而當傳統依舊流淌在多數國人的血管裡的時候，破壞者即使想不妥協，也很少可能。  　　以被胡適當年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為例。吳因在《新青年》上發表《吃人與禮教》、《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等文章，倡言“非孝”，因而受到胡適的重視。但吳虞骨子裡卻是一個深受舊傳統、舊文化影響的舊文人。僅舉兩例：  　　（1）舊禮法的影響根深蒂固。  　　吳虞在“五四”期間的1920年3月21日首次致函胡適，充分表現其人非新式人物也。函稱：  　　適之先生道鑒：伏處西陲，欽仰高風久矣。頃接女桓來書，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紹女桓，且為擔保，感荷無量，叩頭叩頭。……弟前做《說孝》一篇，此間頗多反對，甚至於衛戍司令部控告弟同孫少荊為過激黨，真可笑矣。此篇曾經郵寄教正，不知到否。……《星期日》現改上弟編輯，先生如暇，敬乞賜稿一二，以光蕪報，至感至盼。手此，即頌著祉。弟吳虞再拜  　　《新青年》倡導白話文已有兩三年時間，鼓吹破除舊禮法也已多年，吳去信本為響應，但信之格式、語言全為舊派。不僅“道鑒”，還謙卑至極地滿篇用些“伏處”、“欽仰”、“敬悉”、“敬乞”之類的用語，甚至還要“叩頭”及“再拜”雲雲。再看看他的照片，僅從衣著上就一點也找不到他新派的影子。  　　（2）舊文化、舊倫理的影響如影相隨。  　　查吳虞日記，我們發現他從1915年開始就不斷買婢蓄妾，還挑三揀四，又要看嘴唇厚不厚，又要查有沒有狐臭，買到後還不許回家探親。1931年60歲，1939年年近70歲，還先後納過兩妾，都不過十六七歲。其做北大教授時一邊寫信調查妻子在老家是否規矩，一邊自己出入妓院，喝花酒，爭名妓，甚至把給妓女寫的詩印成傳單供妓院散發，還投稿到報上去發表。而對自己的妻女妾婢，卻極為專制。如此之反孔“英雄”，實為那個時代新舊思想矛盾衝突的產物，時代之未到啟蒙階段，顯而易見。  　　因為新時代之未到，故僅靠人為破壞或創造，也大都經不住環境的作用和傳統的作用，改了也會變回來。僅以胡適為例，我們只要注意到其“五四”前後書信中稱謂、用語及格式的變化，就不難看出傳統與環境的影響在胡適的身上有多麼大。如1907年他給年齡接近、但兩人系叔侄輩的“發小兒”胡近仁去信，稱謂是“近仁老叔大人尊前”，又是“老叔”，又是“大人”，還要“尊前”，內文談及胡近仁均稱“吾叔”，胡的話或文，甚至還要用“辱示”或“垂示”，信末還要“道安”並“頓道”，真可謂禮數周到，恭敬備至，極合傳統禮法。但1914年胡留美後，其稱謂就有了變化了。“大人”、“尊前”之類的沒有了，變成了“近仁老叔足下”，內文中也不再太過講究禮數了，不過“首”依舊要“頓”，謙卑之詞也還在用，如“乞寄示”、“乞見示”之類，還是文言文寫法。而等到他開始發起文學革命，開始猛攻舊禮教、舊禮法時，其信稱謂之類的變化就更明顯了。如1918年給胡近仁信，輩分的稱謂不見了，僅直呼“近仁”，並加一“老友”以示親熱。落款也只剩下一個“適”字，只留了一個“上”以示尊重。到1920年，胡適幹脆完全用白話文寫信了，“老友”和什麼“上”之類的，都不用了，變成直呼“老近”了。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