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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中國不高興”的情緒?

http://www.CRNTT.com   2009-03-31 10:30:32  


 
上升期的精神焦慮和騷動

  筆者認為,《中國不高興》是中國新發展階段裡的產物。這個階段就是指中國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歷了十幾年的飛速發展,整體國力大幅上升,國民自信心增強,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出現了在國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態勢。與此同時,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也積聚了許多問題和矛盾。所有這些內外挑戰都迫使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更多思考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方向,並為此提出自己的主張。

  問題是,在國家處於上升期的這種民間情緒和知識分子的焦慮,背後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精神支撐?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期產生的“大國心態”,就其本義而言都無可非議,但“大國情緒”如何做到不只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

  同樣,理性精神雖然源於西方,但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因此理性精神如何做到只是“親西方”的代名詞?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亞洲後發國家的上升期,民間和知識分子的內心騷動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間必然有正常的愛國情愫和稍顯盲目的情緒。但若這樣的精神騷動長期停留在騷動的層面,那顯然不是一個成熟大國的國民心態。

泥沙俱下後需要思想梳理

  行文至此,已經觸及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即在中國上升期,國民集體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是如何。從以往一些大國的崛起看,其歷程必然伴隨幾個階段:首先是物質崛起期,包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期。

  後者往往是因成就與矛盾兼有的狀態而產生,其特征是各種思潮如泥沙俱下,從而出現思想史上一段極其混亂的時期。但問題是,泥沙俱下之後,必須有一個洗滌乃至洗禮的過程,必須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啟蒙推動全民精神世界逐漸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過程中,英法等國比較好地做到了這一點,而德日則是失敗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普遍存在一種急迫與焦慮交雜的情緒,不知道如何在自信與傲慢、內斂與膨脹之間保持平衡。“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的過程,沒有最終完成日本民族精神的現代化。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早期愛國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淪為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者乃至帝國主義者。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也經歷了民族發展歷程上的重大曲折。

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機

  以此來看《中國不高興》及其所代表的情緒,那就首先必須承認,其作者群是一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內政外交和知識群體現狀的批評也入木三分。問題是,該書在邏輯上僅停留在情緒的表層,缺乏理性精神,其立論或結論往往顯得似是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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