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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共克時艱　民意不可違

http://www.CRNTT.com   2009-03-01 11:02:56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和60年歷史的執政黨，面對當前困難的國際國內形勢，這樣沉重的責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謂用心良苦。然而，本來我國投資比重畸高，消費比重畸低，對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國經濟的一個病症。在這種弊端明顯的經濟發展模式下，財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裡，今天應對危機依然以增加本來就畸高的投資來刺激經濟，這就難免讓人擔憂：這場投資雖然能收取保增長、緩解就業壓力的短期效益，但是會不會帶來我國經濟結構更加畸形、產能更加過剩的結果呢？  　　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表文章說：“今天中國擁有了像樣的基礎設施、令人稱贊的建築和過大的工業基礎。所缺的是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足够的個人消費。要扭轉這種局面，中國需要加強其人民對未來的經濟安全感，使個人收入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相應地提高。”  　　目前關注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學者和媒體，都對這樣一個現象表示深深的疑慮，這就是廣義的“國進民退”現象。改革之初，鄧小平等人深感幾十年極“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在經濟和社會（包括思想文化）兩方面大膽放開嚴格管制，允許農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擺脫人民公社體制的束縛；允許城鎮居民自謀職業、第二職業，推行國有和集體企業承包制，發展非公經濟；鼓勵港資、台資、外資進入中國市場，允許中國公民為非境內資本企業打工。整個80年代改革，中國社會財富的湧流和物質的繁華，以民富為本，以“民富”實現“國強”。以八九十年代之交為拐點，在經濟上出現了讓“不法”個體戶“傾家蕩產”的政策宣示，在社會管理上“穩定壓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發生文革”的憂思。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來，在保護國民經濟命脈、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的考慮下，經濟政策向國有企業大幅度傾斜，非公經濟雖在繼續發展，但得到更多發展機會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廣九那樣的平民百姓，而是有著濃厚官場背景、擅長官商勾兌的企業管理者。  　　為了進一步看清這個問題，我想摘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丁學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兩組數據：據清華大學一個研究小組發現，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90年代初之後。因為在這之前，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裡獲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後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  　　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然而，從90年代初以後，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到了2007年，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倍。  　　這些數據揭示的問題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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