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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由此來理解《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那些所謂儀式性的元素，那些所謂祖上的“規矩”——掛燈、點燈、滅燈、封燈以及捶腳等等，它們所構成的只是一個不可置疑的權威世界，仿佛自古以來就是這樣，它高高在上、不由分說。對於現代觀眾來說，將這樣一個密不透風的生冷世界，理解成如同導演本人所說的（也是它所表現的）那樣“賞心悅目”，是有相當難度的。問題還在於，這樣一個看似十分隆重、牢不可破的世界，實際上建立在一個極為脆弱的基礎之上。所有那些可怕的法則只有一個依據，那就是老爺喜怒無常的欲望。實際上這位老爺比皇帝還要過分。為了千年的江山，皇帝大人也有他要遵循的規則，他若是今晚與某個妃子睡覺，沒有必要驚動宮中所有上上下下的人們，尤其是公開挑起嬪妃們之間的衝突摩擦。這部影片中的老爺要的就是這種效果，他要每天將幾房太太排起隊來，當著她們的面，臨時播報他今天晚上在那個屋裡過夜。而被他欽定的女人也同時享受著這種威風：老爺點到了誰，這位太太便享受從捶腳到點燈到隨意點菜的所有特權，她本人也跟著變成“想怎麼著就怎麼著”。這一點或許超出了西方女性主義的視野，位居於秩序中心的男性並不代表所謂理性、文明、秩序和制度，也不代表力量之類（原小說《妻妾成群》中的老爺亦是一個性無能者），他們僅僅代表了“任意的權力”。而有關任意的權力的想象，認為權力即意味著“為所欲為”，這十分容易產生於那些遠離權力、但卻因此而格外膜拜權力的人們當中。魯迅筆下名滿天下的游民代表阿Q就以為待革命成功之日，“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歡喜誰就是誰”。對真實生活不感興趣而留下來的叙事空間，被游民對於權力尤其是高層權力的想象所代替。 　　在很大程度上，這部影片已經超越了表面上幾房太太之間的爭風吃醋，並不是依據女性心理而寫出來的關於女性的故事，而是關於圍繞著最高權力開展的權力鬥爭的故事。除了念佛的大太太，其餘二太太卓雲、三太太梅珊和四太太頌蓮，都把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了圍繞著老爺的鬥爭中去，甚至無視封建宗法社會對於女子所規定“守婦道”、“賢妻良母”等要求。這幾房太太一個個“進取心”十足，包括三太太的丫鬟燕兒也野心勃勃地加入這個行列，在自己屋裡私下點起了燈籠，一心要爬到權力的頂峰。那種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勁頭，令人懷疑她們到底是女性，還是披著女性衣服的男性——那種除了權力頂峰便不知道人生還有其他頂峰和樂趣的男性。她們更像是一些“男女人”。本來爭風吃醋的事情，主要是喜劇的表現範疇，對於這種人性的弱點，是可以被原諒、置之一笑的，而這部影片將它表現得如此你死我活，如此極端和悲壯，最後甚至以頌蓮的口中喊出“你們殺人”，幾乎是不倫不類的。這位偉大的虛無主義者轉眼又成了說出真理的“狂人”。該片從原小說作者（蘇童）到電影編劇（倪震）到導演，清一色都是男性，與其說其中呈現的是男性視野中的女性，毋寧說是男性視野中的男性，所謂女性在這裡不過是批了一層皮而已。張愛玲便已經說過，“妾婦之道亦通行於男性社會”。 　　如果說在《紅高粱》中，大規模的紅色與整個叙事仍是銜接的，表達一種衝天的豪情，那麼到了《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掛》當中，大塊的色彩（紅或黃、藍、黑）則成了游離於叙事的一種存在，與叙事存在一種任意的關係，它們並不表述影片內容，沒有轉化為叙事的有機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好看”則成了一種“炫耀”，而“炫耀的美學”其不是讓人回味，而是被裹脅到一種熱鬧中去，成為翹首的圍觀者，同時感受一種暴力意味。運用這種靜態的色彩造型，是運用一種詩學上稱為“隱喻”的做法。隱喻這個東西，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立自足、自我闡釋和拒絕外部世界的，它的含義是由創建隱喻的人獨家頒布的，不是開放的，並不給其他東西留下空間。而這種靜態的“藝術攝影”的做法，也可以說是反電影的。電影主要是由一些片斷的、不完整的鏡頭，在前後的連動當中陸續完成的，前面影像的信息殘留下來，叠加到後面湧出的影像當中，繼而再殘留、再叠加，如此滾動叠加不息，從而構成含義與理解。於其中每一張畫面都不是完整自足的，不是可以單獨欣賞的，而是需要別的畫面來補充，需要在一種運動的幻覺之中進行連貫的理解和把握。在這個意義上，電影主要是轉喻的，即以部分、局部和片斷來說話。如果整個影片主要都是這種自足自立的隱喻，所造成的效果很可能是，或許每一張畫面單個還有些意義，但是將它們加在一起，在整體上卻不造成什麼意義，也談不上什麼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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