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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港澳報考內地公務員 有重大價值 | |
http://www.CRNTT.com 2019-07-24 00:31:36 |
三、民生價值:從“單打獨鬥”邁向共建共享 近年來,港澳經濟發展動力不足,港澳青年向上流動空間窄,民生問題日益趨於嚴峻。2018年深圳的GDP總量首次超越香港,廣州亦緊隨香港之後。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氾濫與經濟日益衰微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昔日經濟繁榮的局面不再,讓一些人感到失落。幸得在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的總體部署中,港澳居民與內地居民同發展、共繁榮是管治港澳的新理念。《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著墨港澳發展問題。據筆者統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中,提及“香港”共有102次,提及“澳門”共90次。相比之下,作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的深圳、廣州,分別僅提及39次和41次。其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一節“拓展就業創業空間”為題的內容重點闡釋大灣區如何促進港澳居民尤其是港澳青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一節“促進社會保障和社會治理合作”為題的內容重點部署粵港澳如何在共建共享的新時代平台下銜接三地的社會保障機制,共同破解港澳民生難題。這意味著,港澳的民生問題不僅僅是港澳特區政府的責任,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佈以後,顯然,這已經上升為國家發展的統籌任務。 允許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表面上看似乎並未為港澳民生問題帶來突破性的進展。誠然,國家能夠提供的公務員崗位必然不能滿足港澳居民人人都想當公僕的願望。近年來,公務員考試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從崗位提供的數量而言,形式上衹起到杯水車薪的作用,似乎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港澳的民生困局。然而,站在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性部署平台上看,允許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至少可從三個方面闡釋民生價值。 第一,為港澳居民往上流動提供廣闊的空間。公務員是一個具有一定公權力的職位,肩負著維護公共利益、保障民眾權益的重大責任。基於如此定位,公務員在社會上的地位普遍偏高,且隨著級別的上升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再者,為了保障公務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國家財政全力承擔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免除了公務員生活上的後顧之憂。可以說,在內地擔任公務員是一個精神與物質兼備的崗位,素有“鐵飯碗”之稱。與內地相比,港澳當前的民生困局制約著年輕一代往上流動的空間。在房地產、金融業、服務業逐漸趨於飽和且不少上層人士通過基金的形式“傳遞”家族財產的情況下,港澳居民尋求發展的機遇不斷收縮,在某一崗位上實現人生價值的可能亦隨之降低,這也是近年來不少港澳激進勢力號召“反對地產霸權”之根源。在這種背景下,放開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的限制,有助於為港澳居民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擴大他們在職業發展規劃上的視野,並在公務員崗位上尋找實現人生價值的精神慰藉。特別地,中下層港澳居民亦能在擔任內地公務員的職業生涯中“白手興家”,在積極進取中不斷往上流動,實現振興家族的夙願。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崗位設置具有靈活性。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註定是一項世紀工程。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部署來看,目前,這一世紀工程至少可以延伸至2035年,基本與新時代國家發展大局的戰略部署是同期的。這就為粵港澳三方合作主體創造不少的合作機遇。過去各種版本的粵港澳合作之所以未能達到理想的預期,與三地尚未在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上達成調適的共識有關,如法律衝突嚴重阻礙生產要素的流通,但卻因彼此間的司法信任低而未能有效銜接暢通的司法合作機制。因此,建構各種類型的法律合作平台以及各個領域的銜接機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取得突破的關鍵。基於如此定位,例如粵港澳大灣區的立法協調機構、執法機構、司法協調機構、經濟合作機構等具體領域的管理機構必然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大量設立的機構必然需要配套充足的公務員,其中就必然需要包括港澳籍的公務員。允許港澳居民報考內地公務員即可為大灣區相關管理機構提供港澳居民的智慧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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