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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楊開煌論台灣問題開啟習近平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07:03

“國家統一”作為“政治性強的革命工作而言，「統一”成為唯一或是最優先的目標，則方法、手段均為次要。當年中共如果擁有足夠的海空軍實力，就絕不可能留下“台灣問題”。加上後來美國的介入，武力解決的可能性更低，問題就拖了下來。這才有六十年代初毛周提出的“一綱四目”的和談條件，但在1965年依然發生“八六海戰”，1967年1月也發生台海空戰；直到“文化大革命”激烈化之後，“台灣問題”的優先性才發生改變。但是197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身染重病的情況下，還約了羅青長談對台工作，“詢問台灣近況及在台灣的老朋友情況，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其間周恩來兩次昏迷，最終不得不終止談話。”(1)這便是政治性工作的表現，因為其政治目的優先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必須窮盡一切的可能性不斷努力去完成，否則其他的工作也會失去其基礎。 　　“國家統一”作為“行政性的日常工作”而言，則主要在於鞏固統一的狀態，逐步使得大陸地區和再統一的地區一體化。當然這會是相當長期的過程，但其政策位階的本質與民族工作、維穩工作相似，表現中央對地方、國家對社會的行政政策上，在執行面，有法有規，在資源方面年度預算，在人員分配方面定額定編，在特殊政策配合方面，會因需而給，因勢而給，因事而給，在工作上各有職司，各有分管，目的明確，責任清楚；從某種意義上說，屆時對台政策就是鞏固國家統一政策的全部或主要部分。 　　鄧小平提出兩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後，國家統一工作性質就出現了微妙的變化，講“和平統一”本身就包含了追求再統一和“一國兩制”的鞏固的國家統一兩大部分，換言之，也就包括了革命性質和行政工作的因素。在此情況下，“國家統一”事務變成具有高度複雜性的政治工作，其效果和成敗也就很難以一般的政策加以評估。大體而言，必須從國家統一的趨勢和形式變化來評估追求統一的可能性，從對台政策的效益來評估和平統一的可行性。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是，到目前為止，在處理台灣問題依然是在“追求完全統一”的道路上，所以應該是“國家統一”的進程決定“對台政策”的作為，而不是對台政策的效益影響國家統一的成敗。 　　從追求國家統一的角度而言，如今的形勢是越來越接近中國的國家統一，當前的“中國再統一”進程，其主要因素決定在國際格局的調整，東亞地區格局的結構調整，而國際格局的調整又以中美關係的演變為必要前提，中美關係的變化則以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為基礎，此一基礎的改變，是以中國大陸自身的實力為憑藉。簡單地說，沒有中國大陸的強大、崛起，中國就不可能“再統一”。因此可以說，“中國崛起與中美關係的新安排，才是中國統一的主要條件，而對台政策的成敗，至多只是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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