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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減稅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 | |
http://www.CRNTT.com 2016-03-10 08:22:54 |
上海證券報發表萬博研究院滕泰、張海冰文章稱,這與我們一直呼籲的“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的建議不謀而合。通過持續減稅,全面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 高稅負是一種全面的供給約束,已成為經濟復甦的主要障礙之一 文章指出,隨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高稅負已經成為企業經營的沉重負擔。用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就是高稅負形成了一種全面的供給約束,阻礙了生產要素的充分供給和自由配置,導致實際供給能力遠遠低於潛在供給能力。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供給約束可以分為直接供給約束和間接供給約束,前者主要是指行政管制、行政壟斷等,後者則主要包括高稅收、高融資成本等價格方面的約束。 稅收作為收入分配的一種方式,是由政府在國民收入中徵收相應部分,再由政府決定其使用方式。合理的稅負是保證政府正常運轉、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提供民生基礎設施的必要手段。但如果稅負過高,就造成了各生產要素報酬過度偏離其貢獻,嚴重抑制了各要素的投入積極性,對於五大財富源泉構成了全面的供給約束。 有關統計表明,2013年中國全部政府收入為20.8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6.7%;2014年為23.67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7.2%。上述宏觀稅負略微超過發達國家水平,平均比發展中國家水平高近10個百分點。而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後,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高達40%左右,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 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近日發布的《小微企業稅收政策研究報告》,“伴隨著經營環境的日漸惡劣、市場競爭的日益加劇,虧損小微企業比重由2013年的6.2%飆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26.2%。盈利的小微企業占比也從78.2%下降至49.0%。”報告顯示,國家稅務局公布的總納稅額中,個體工商戶的納稅占比從2012年的4.4%上漲到2013年的5.7%,法人小微企業的占比更高達19.8%。且進一步觀察其納稅額與營業額、利潤等的占比情況,可以發現小微企業的納稅負擔已經高於上市公司。 大企業方面也是如此。以企業規模普遍較大的石化行業為例,2015年,石化行業整體主營業務收入12.74萬億元,下降6.1%;利潤總額6265.2億元,下降18.3%;但是上繳稅金達到1.03萬億元,反而增長3.7%。鋼鐵行業也不例外,來自河北省冶金行業協會的一份材料顯示,“企業稅種多,稅收負擔重”是企業成本增加的首要原因。一家河北鋼鐵企業,儘管企業經營虧損嚴重,2015年仍承擔各種稅費合計6.9億元,其中增值稅4.4億元,其他稅負2.5億元。 因此,高稅負的供給約束作用已經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復甦進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合理擴大減稅規模,大力解除供給約束,充分釋放生產要素的供給熱情,這是推動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必然選擇。 只有首先放鬆供給約束,才能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使新動能異軍突起 文章表示,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做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除了要牢牢抓住發展第一要務不放鬆,還要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和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要突出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必須培育壯大新動能,加快發展新經濟。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為,如果能夠消除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讓財富的五大源泉能夠充分湧流,充滿活力的企業家能夠對要素進行低成本自由組合,那麼新供給將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並且創造出數倍於自身數量的新需求。 從歷史上來看,高稅負對於經濟的抑製作用十分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減稅的政策往往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美國,羅納德•里根任總統期間推出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可以說,減稅是里根經濟政策的首要方面。里根任期內大力放鬆供給約束的措施,不僅實現了其任期內的經濟復甦,也為1990年代的“網絡新經濟”乃至當下方興未艾的移動互聯網浪潮打下了基礎。 為了減輕企業負擔,中國政府近年來已經採取了多種措施,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的,過去一年來,政府著力“擴大結構性減稅範圍,實行普遍性降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李克強總理還表示,今年擬安排財政赤字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5600億元,赤字率提高到3%。中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這樣的安排是必要的、可行的,也是安全的。李克強總理表示,適度擴大財政赤字,主要用於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通過全面實施營改增、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擴大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等措施,今年將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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