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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可以借用剛出版的三本涉及激進政治的書來討論這個問題。第一本是著名馬克思或者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兩本是反思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後的政治狀況,包括前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歷史的麻煩:道德、革命與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個學者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編的《一個異乎尋常的時代:哈維爾與米切尼克的對話》(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鮑姆是上世紀到本世紀初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兩年前以95歲的高齡去世,本書是他去世之後出版的集子。他經歷了共產主義革命和西方的各種變革,最有資格來反思他那個時代。這本書和他的其他學術性歷史著作不一樣,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對他那個時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鮑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一生享受著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同時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產主義,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對斯大林的激進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態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數精英主導的政治能夠持續下去,因此認為蘇聯式的大眾政治是一個出路。不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表明蘇聯式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破滅。另一方面,儘管霍布斯鮑姆享受著西方精英資產階級的文化,但對此也是非常不滿,而傾心於平民文化。不過,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眾消費文化的痛楚,因為大眾文化的出現,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激進政治造成相反結局

  霍布斯鮑姆既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他從自身個體政治價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對各種變革進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變得非常具體,展示了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從他的反思中,有幾點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識分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知識分子去構建烏托邦。第三,知識分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和影響的,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分子所構想的相反。
 
  儘管霍布斯鮑姆也參加一些社會政治活動,但他主要的身份還是知識分子。哈維爾和米切尼克則曾經是捷克和東歐的風雲政治人物,被視為在推翻蘇聯集團和結束冷戰過程中的英雄,儘管他們也曾經是知識分子。
 
  可以把有關他們的這兩本書,視為是他們對革命之後革命家這個群體的現身說法,也是從個體的層面來看宏觀革命。法國作家托克維爾曾經論述革命之後的變化,革命是換湯不換藥,制度和秩序形式變化了,但大部分內容依舊。但是,對革命家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變得複雜一些。一般的情況是,往日親密的戰友變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一邊是堅持革命理想的職業激進主義者,一邊則成了新的掌權者,或者維持現狀,或者改變不了現狀。當然,也會出現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革命家。
 
  不過,從哈維爾和米切尼克對往日的政治異見者,在革命成功之後狀況的細數,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對大部分參加革命的人來說,抗議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暫時光,革命後他們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總理或者擔任國家的重要職務。不過,他們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樣,被供奉在國家政治的頂端,供人們欣賞和崇拜,實際上什麼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形式的變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因為革命並沒有能夠為他們帶來所希望的變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滅之後,甚至變成了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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