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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開煌：以一國兩制原旨解京港焦慮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三點反思 　　首先，這一份“白皮書”從中國大陸的政治邏輯來看，確實具有其合理性：第一中國作為單一體制國家，自然不可能同意地方政府有對抗或顛覆中央的權力，何況香港某些反對黨派，懷有極深的殖民情結，在帝國主義者統治下，只以爭御用為榮，從不見其為香港人民爭取過任何權利，而今則振振有詞爭“民主”，北京對這種有所警惕，也是情理之中。第二所謂的“一國兩制”，當然必須在“一國”之下討論“兩制”並存，才有其需要，才有其意義；若非“一國”之內，討論“兩制”的關係則是多餘而不必要的議題，所以，討論香港制度的保存或發展，決非立足推翻“一國”，或是反對“一國”的前題下來討論，是以香港人士在討論香港“政改”時，有必要將“一國”之內中央政府的依法管理，和中央過渡地、刻意地或擴權地的干預香港的自治區分開來，才能彰顯香港良好的法治傳統；否則，中國大陸和部分香港社會人士之間就很難建立理性溝通的可能；反之，北京則必須理解在法制的傳統上，中國大陸習慣於對權力採取正面表列的原則，因此香港特區的權力，明列“基本法”之中，對北京的認知而言，“基本法”沒有列出的均為中央的權力；而然在香港對權力的習慣理解是負面表列，他們認為在“基本法”中明訂中央只有國防與外交，其他均屬香港自主的權力，這是法理和法律傳統的差異，雙方必須透過協商，和平尋找折中之道，不能依靠中央政策或領導人的講話，來解決問題，否則就可能治絲愈棼，徒增反感，例如香港特首的普選，就是明顯的例子。 　　其次，中共的“施惠政策”，從這一份“白皮書”來看，北京為了在1997年之後，維持香港的穩定繁榮，可以說盡心盡力，仁至義盡，其目的在一方面維持面子，另一方面垂範台灣。所謂維持面子，就是香港在中國人自己管理下，依舊繁榮、發展，在早些年確實見效，然而長期的施惠不僅不符合施政成本，而且也容易被視為當然，則邊際效用必然遞減，結果就必然形成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不正常的依賴關係，即施惠者受制於受惠者的顛倒現象。施惠者不得不長期地“給”，而得不到禮貌性感謝，而受惠者則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僅不感激還要回頭指責施惠者，在大陸開放自由行的問題上表現的最為突出。因此，施惠的必須由受惠者去爭取，去努力，由受惠者去珍惜優惠政策，而不是片面給與必須在施惠之中，逐步追求平等交易，公平互惠。之後治港之道，首在北京放棄“面子”的羈絆，回歸正當的管理，反思香港以往繁榮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人為支撐其發展，而在於利用其經濟地理的戰略優勢，作為中西之間的介面。如今中國大陸自己邁入現代化的征途，則香港的經濟地理的戰略位置也在轉換調整，所以北京對香港的協助應是從全球化的趨勢，尋找香港的新經濟位置，則香港的繁榮與發展就具有了未來性，有了這些，則香港部分激進的反對作為，就失去其社會基礎。香港人士也必須注意到“一國兩制”的維護不是大陸單方面的負擔，同時也是香港的責任。從1997年迄今，香港的發展，已經證明了北京的“自制”。如果香港對維持“一國兩制”的方法，只是以抗爭來突顯“一國兩制”的危機，以港獨去對應北京的施惠，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則結束“一國兩制”的活力和生命的，可能不是北京而是香港。假如香港的精英以正面參與去豐富“一國兩制”的內容和實踐，反而是展現“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的新生命，更重要的是陸港雙方可以經由對“一國兩制”的共同參與，建立必要的互信，則香港可以在互信的實踐中探索民主的途徑，北京也樂於從香港的“政改”中，吸取大陸“政改”的參考。總之，香港各界精英如果認定“一國兩制”是香港的較優選項，則必須思考與北京相向而行的可能性，“一國兩制”才能開花結果。而將“白皮書”的出檯，視奪帶有政策實踐總結的意義；一般而言，北京還是肯定了“一國兩制”這些年實踐的成就，而且也承諾繼續推行，只是有了“全面管治權”的伏筆。看起來，下一個廿餘年，決定了2047年之後的“一國兩制”，是否繼續運行的關鍵的時期，香港人士必須從“白皮書”讀出這一層意義，更好地去維護和發展“一國兩制”。 　　其三，至於“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絕大多數都認識到香港和台灣的差異性。因此，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結果，對台灣沒有垂範功能就是必然的，邏輯的結論。然而香港和台灣也有其相似性，從地理位置來看，都存在於中國大陸的邊緣；從規模來看，相對都是小的經濟體；從意識形態來看，都是反共親西方的意識形態；但從解決的手段而言，都堅持採用和平的手段，來解決分歧；特別從未來看，雙方都必須在全球化趨勢下，尋找新的位置，此一尋找都脫離不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所以香港“一國兩制”的垂範功能，其主要的重點不在於香港的穩定繁榮，而在於“一國兩制”，是否可以為一個國家之下，兩個互不信任的敵對社會尋找一個相互包容的制度，共存共榮，相互促進。假如北京在香港議題上，最終使得香港精英願意共促“一國兩制”的成長，則在方法上，對兩岸關係的和解必然具有垂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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