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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的心理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俄國士兵(圖片來源網絡)
  中評社北京4月10日訊/“幾種性質不一的恐懼,在一個毫無彈性的權勢結構中碰撞升級,終於導致了1700萬人喪生、三大帝國傾頽的悲劇。為化解各自恐懼而不惜一戰者,殊途同歸,自食其果。”最新一期《南風窗》登載軍史作家劉怡的文章“世界大戰的心里邏輯”,全文內容如下:

  1914年夏天籠罩歐洲的,是一種普遍的恐懼。在第二次工業革命將普遍繁榮和樂觀主義散布至全歐洲後,權勢的急劇變動反而使各國陷入深深擔憂。其中除法國的恐懼由來已久(始於1870~1871年對普戰爭的失敗)、奧匈的恐懼具有結構性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含混糾結的民族政策)外,德、俄、英三強的恐懼可以說應時而生且咎由自取。

  以五強末席陡然躍居第二的德國,未能制訂出與權勢基值相適應的對外戰略,先盲目自信、複張皇失措,最後竟將希望寄托到唯一的盟友奧匈身上,終於因縱容後者引火燒身。大而不倒的俄國,以向外擴張為延緩經濟-政治改革的工具,又懷抱似是而非的偏執心理,為塞爾維亞的盲動推波助瀾,提供了“八月炮火”的引線。作為傳統均勢的維護者,英國本該是制止對抗升級、挽狂瀾於既倒的最後力量,然倫敦重視本身的行動自由大過整體安全,非至切身利益受損不願出手,錯過了制止大戰的最佳時機。

  這幾種性質不一的恐懼,在一個毫無彈性的權勢結構中碰撞升級,終於導致了1700萬人喪生、三大帝國傾頽的悲劇。為化解各自恐懼而不惜一戰者,殊途同歸,自食其果。
  
  德國式恐懼:“被包圍”的強者

  如果說法國問題構成了17~18世紀歐洲國際關係史的主旋律,那麼1871年南北德統一就開啟了新的魔盒—德意志問題。統一後的德意志帝國,人口總量、經濟潛力與陸上軍力高達周邊中等強國的兩倍以上,卻由於身處英俄兩個側翼大國之間,又與念念不忘復仇的法國毗鄰,安全環境頗為險惡。個中情境,恰如俾斯麥早年的慨嘆:“世間堂皇之物……每每與墮落天使相仿:華麗但欠和平,計劃及努力卓越然不得成功,驕傲卻又憂鬱。”

  由於擔憂本國“被包圍”(Einkreisung),“鐵血宰相”從一開始就不把攫取歐陸霸主地位作為行動目標,而希望爭取英奧俄三強中至少兩國的友誼。鑒於迪斯累利治下的英國堅守“光榮孤立”,柏林別無他法,只有串聯矛盾正在上升的俄奧,這便是1873與1881年兩次“三皇同盟”以及1887年德俄“再保險”條約的初衷。俾斯麥以“誠實的經紀人”自居,約束奧匈在巴爾幹的野心後,乃邀功於彼得堡,使後者感佩其誠意、遠離法國,同時德國暗中支持俄國在東方問題上與倫敦對立,如此兩個側翼大國將永無希望攜手包圍中歐。至於英法兩國,俾斯麥也有其手腕:他向倫敦表態無意插手海外事務,在埃及和土耳其問題上亦守善意中立,贏得迪斯累利的好感;甚至對宿敵法國,也以溫言安撫,暗示其向海外發展,從而與英國產生摩擦,如此柏林便可以仲裁人身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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