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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靈敏：中國官民矛盾何以激化？

http://www.CRNTT.com   2013-06-03 12:07:36

賦權於民 　　低素質的民眾缺乏表達利益、參與社會的能力，這一向被解釋為中國現行政治社會制度的合法性所在。這樣一種把進行反抗的民眾妖魔化為刁民的觀點，在今天依然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但各國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素質與其說是權利的開始，毋寧說是擁有並能充分合法行使權利的結果。 　　今天中國部分底層民眾在維護自身權益時的激進化和極端化傾向，實際上和素質關係不大。它的根源是不同社會群體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嚴重失衡。一方面目前正式的社會表達渠道還很不順暢，弱勢人群的表達權受到極大限制；另一方面，強勢利益群體已經構成實質上的利益集團。他們有能力利用各種資源、影響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因而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在政治決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勵下被放大。事實上，弱勢群體在採取自焚、跳樓、刺殺等極端方法之前，往往已經奔走呼號了很久，但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極端的維權方式只不過是被逼無奈之下，弱者絕望的反抗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維穩、自上而下地賜予一些優惠政策、釋放一些善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賦予弱勢群體在維護自身權益時能切實有效加以使用的權利。以此觀之，要提高產業工人的工資，賦予他們罷工和集團談判的權利，要比直接規定最低工資是多少來得長遠有效；要改善農民的困境，明確他們的土地所有權，肯定也比簡單的訪貧問苦來得實在。顯然，前者更為根本，也更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 　　被賦予社會穩定器功能的中產，同樣處於緊張和不安的狀態中，政策的變化、工作的變動、身體的疾病困擾、住房以及子女上學就業等壓力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一旦有了天災人禍，往往迅速從中產跌落到赤貧。很多人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有了錢也千方百計轉移到國外，根本沒有發揮社會穩定的作用。 　　世界各國的實踐表明，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穩定必須依賴於兩方面的穩定，其一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完備，包括社會職業制度、社會救助體系、醫療住房養老體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對私有財產切實的尊重和保護。要實現這些，同樣是一個賦權於民的過程。 　　以此觀之，馴服權力和賦權於民，是緩解官民矛盾的一體兩面。舍此無他途。 　　作者是中國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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