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 |
魯迅對一二八事變日軍侵華的態度有問題? | |
http://www.CRNTT.com 2013-04-14 10:26:46 |
03 魯迅對“一二八事變”的真實態度其實很清晰 必須強調的是:魯迅日記里不願意記那五天里的所見所聞,並不足以說明魯迅對“一二八事變”的真實態度。原因很簡單,魯迅本人沒有對此留下任何解釋,這五個“失記”該如何解讀,本就見仁見智。要談魯迅對日軍侵華的真實態度,要靠確鑿的史料,而不能靠對那五個“失記”的真實含義的揣測。 按其一貫思維,魯迅在事變後反思的角度,更樂衷於挖掘“國人的劣根性” 確鑿的史料有沒有呢?是有的。雖然批評者說:“在魯迅日記甚或文章中,除了那封給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竟找不到半點有關日軍這場侵略戰爭的語句”,但這種表述並不確切。魯迅給朋友的書信中,多有談及這場侵略戰爭,並非只有“許壽裳信中的那句話”。如1932年6月5日致信台靜農,其中提到自己想要對戰事“有所記敘”,但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糾結:“滬上實危地,殺機甚多,商業之種類又甚多,人頭亦系貨色之一,販此為活者,實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適在火線下,目睹大戮,尤險,然竟得免,頗欲有所記敘,然而真所謂無從說起也。” 6月18日,魯迅再次致信台靜農,更具體地談了自己對“一二八事變”的某些感慨: “‘一二八’的事,可寫的也有些,但所見的還嫌太少,所以寫不寫還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聞的多不可靠,據我所調查,大半是說謊,連尋人廣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揚名的。中國人將辦事和做戲太混為一談,而別人卻很切實,今天《申報》的《自由談》里,有一條《摩登式的救國青年》,其中的一段雲——“密斯張,紀念國恥,特地在銀樓里定打一只鐫著抗日救國四個字的紋銀匣子;伊是愛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總在抗日救國的銀匣子里,搖出幾粒仁丹來,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說:‘女同胞聽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須得抗日救國!’”這雖然不免過甚其辭,然而一二八以前,這樣一類的人們確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時候,器具上有著這樣的文字者,想活是極難的。‘抗’得輕浮,殺得切實,這事情似乎至今許多人也還是沒有悟。至今為止,中國沒有發表過戰死的兵丁,被殺的人民的數目,則是連戲也不做了。我住在閘北時候,打來的都是中國炮彈,近的相距不過一丈餘,瞄准是不能說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聽說後來換了厲害的炮火,但那時我已經逃到英租界去了。離炮火較遠,但見逃難者之終日紛紛不斷,不逃難者之依然興高采烈,真好像一群無抵抗,無組織的羊。現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熱鬧起來,大約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跡。” 這封信里對“一二八事件”的反思,是魯迅的一貫思維,即揪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但這樣的批評文章終究沒有寫成,到1936年,魯迅回憶“一二八事件”,已在報端上說“民覺醒於四年前之春”了,與給台靜農信函中對民眾之愚昧的怒其不爭,立場已完全相反。這樣的變化,或許與時事的變化有關。 簽名《告世界書》,“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雖未見魯迅就“一二八事件”單獨撰文批評日軍之侵略,但1932年2月4日的《文藝新聞》戰時特刊第2號《烽火》,曾公開刊登《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號召“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的文化團體及作家們……立即起來運用全力,援助中國被壓迫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慘無人道的屠殺”、“打倒日本帝國、國際帝國主義”,署名者包括茅盾、葉聖陶、鬱達夫、丁玲、胡愈之等文化界名人,魯迅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位居第二。 2月4日,魯迅全家避亂於內山書店。他的簽名是怎樣送達出去的呢?抑或是其他人在聯繫不上他時擅自所署?後者當無可能,在日軍鐵蹄之下,這樣一份聲明攸關生死,斷不能不徵求當事人同意而擅自署名。就有限的資料來看,魯迅的署名,或許與鬱達夫的一次探望有關。鬱達夫1938-1939年間撰長文《回憶魯迅》,其中提到“一二八事變”期間自己與魯迅的一段交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閹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編輯注:即周建人,周建人又名“喬峰”)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但這段回憶,有一個說不通的地方:鬱達夫說他見到魯迅,是在“一個下午”,地點是“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這個“下午”究竟是哪一天?郭文友《鬱達夫年譜長編》認為是2月3日,陳其強《鬱達夫年譜》認為是2月4日。按鬱達夫2月3日在上海《申報》刊登尋人啟事尋找魯迅下落,兩人相見時魯迅已看到尋人啟事;2月4日“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的《上海文化界發告世界書》已經署名發表,如此算來,鬱達夫見到魯迅,只能是2月3日下午。但問題是:按魯迅日記,無論是2月3日還是4日,他所避難之處,是多倫路上的內山書店,而非四川路上的內山書店分店。鬱達夫說他“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這是不可能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