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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失蹤的大師

http://www.CRNTT.com   2013-01-02 09:22:43  


 
  學生宋文薰說,“李濟是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因為他的嚴肅,後生晚輩平時都不敢去打擾他。李霖燦是少數例外之一,他常借故去陪他聊天,因為能和他談一談昆明龍頭村和李莊張家祠堂的人越來越少了。能談談安陽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1977年,李濟最後的生命之作《安陽》出版前後,老友費慰梅(費正清夫人,李濟總開玩笑說費正清是“親共分子”)去台北拜訪他,也許是感覺李濟已經到了“該給人們留下點什麼”的年紀了,她專門請他作了兩次口述。幾個月後,費慰梅把記錄發給李濟修訂和補充,請他談談“在你長長一生中自己認為最值得一提的見解,以及最快樂和最痛苦的經驗”。

  半年之後,李濟才回了他“所能寫的一封夠長的信”,除了談到兩個具體的問題,他也坦陳了自己的心境:

  幾個月來我受到某種無意識的禁忌所抑制,沒有寫任何東西,甚至跟我的好友和親屬也沒有通信。……我至今還不想去讓醫生檢查身體,因為這種感覺只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至於我的感覺器官和身體其他部位的衰退,早在我過完八十歲生日之後就已經出現了。這是否就是通常所說的歲月的重擔?我不知道。

  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正在飛速變化,這是你十分清楚的。是否這些身邊的新事物觸犯了我的情緒,我也說不好。但是,和我有著同樣觀點和感情的老朋友們一個個地逝去,無疑削弱了我對周圍事物的親密感……

  1979年7月14日,李濟對宋文薰說,他正計劃寫一本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的書。二十多歲時,他在自撰的簡歷中寫:“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要是有機(會),他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跡,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始源出來。”

  他做了一輩子考古,並不只是為了研究“古物”,始終不曾忘情的是尋找“中國人的始源”。在這一意義上,他仍然是個人類學家。

  第二天,他在給學生許倬雲的信中慨嘆:“世事日惡,不知終於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年輕,或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

  半個月後,8月1日,李濟突發心臟病,離開了這個他越來越覺得疏遠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30周年。

未曾面對面的“重逢”

  李光謨覺得,冥冥之中是有感應存在的。

  那天,女兒李寧的一個同學在樓下叫她,她站在陽台上朝下面說了幾句話,回到屋里,莫名其妙摔了一跤。以為女兒身體出什麼問題了,到醫院檢查,都正常。3個星期後,他收到張光直寄來的訃告,一看父親去世的時間——上午9點半,正是女兒摔那一跤的時候。

  李濟的遺囑是,多留點錢給李光謨,少留點給李光周,總體上持平。他覺得虧欠了大兒子。

  1982年,李光謨向夏鼐提議,把自己分得的錢捐出來設一個“李濟考古學獎”。最初夏鼐非常興奮,說,應該應該。但李光謨托人把錢寄回國後卻找不到夏鼐了。後來一位朋友告訴他,考古學會理事會上有人問起過這事,夏鼐的回答是上頭不批:大陸第一個考古學獎,不能以一個去了台灣的人命名。

  1985年,大陸出版《安陽殷墟頭骨研究》,收入李濟的兩篇論文,夏鼐在序言中稱李濟是將體質人類學引進中國的前輩學者之一。這次他沒有再回避他們的師生關係。

  當年6月,夏鼐去世,大陸考古學界的最高獎最後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親去世之後,李光謨好幾次想去台灣看看。就像當年寄信一樣,他也想過先到美國、再轉台灣的辦法,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實現。直到1995年李濟百年誕辰,他才終於成行。在台北的一個公共墓園,女兒陪他去看父母的墳,上次見面後,又過去了35年。

  那些天里,故宮博物院專門作了一個為期8 天、每天8小時的“特展”,展品只有一件:李濟在西陰村所發掘的半個繭殼。

  李家在台北的住所沒有管好,被盜了幾次,值點錢的東西都喂了梁上君子,李濟的一些書稿也出現在舊書店。在他晚年蔣經國跟他來往較多,逢年過節總要拜訪拜訪老知識分子,彼此還有不少通信。

  這些信李光謨一封也沒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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