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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自由主義:一種思想和錯位的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2-05-30 13:41:22  


 
  胡適的“非典型性”

  胡適的一生都包夾在論戰、攻擊與爭議之中。除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幾乎和所處的每一個時代和階段都發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不斷抗議也不斷妥協。事實上,胡適的脾氣很好,不然也就不會有“我的朋友胡適之”之說。他性格中幾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這種影響則來自他的母親。胡適的母親幾乎就是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典範,總是用自己的隱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所有的矛盾。

  1928年10月,英國著名翻譯家韋利(Arthur Waley)在《北京導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讚揚胡適是當世六大天才之一。

  他說:“首先,他絕頂聰明,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聰明的六個人之一。同時,他天生異類,他的思考模式完全是歐洲式的。任何人只要跟他做幾分鐘的交談,就會心服口服。說他的聰明絕不只是教育和後天的產物,而只能說是天生的禀賦。”

  韋利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論,胡適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壓根兒就不具代表性”。換句話說,胡適和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有很大的分野,尤其是在“思考模式”上。他既有別於魯迅、錢玄同等留日派,也不同於和他有相似經歷的蔣廷黻、丁文江、梅光迪等英美同學。當然,他與後者的共識更多。韋利也對此感到困惑,所以他認為胡適是個天賦異禀的奇葩。所以,不應該把胡適當做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來研究。

  在這種觀察下,胡適與時代的緊張關係有了一個很好的解釋。因為他幾乎就是不屬於當下中國的人。但胡適又並非是一個孤獨的象牙塔,正是因為他的特質,他的稀缺性,才使他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破壁者,並在不斷爭議中成為一個時代的前瞻者與風向標。而他的格格不入,又使他不斷陷入被夾擊的中心。

  因為他的不同,他給中國社會與思想界帶來了新的空氣。胡適訂定了當時中國史學、哲學、文學研究的議題、方法和標準;作為白話文學的作者和批評家,他不只是推行了白話文,而是從根本上規範了新文學的技巧、形式、體例與品位;作為一個政論性雜誌的發行人、主編、撰稿人,他塑造了輿論,設定了時代的話題;作為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董事,他通過撥款資助,讓某些特定的學科、機構和研究人員得以出類拔萃。

  而更重要的是,他把“自由主義”從書本搬到了現實中,形成了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他以懷疑精神,推動理性覺醒,形成獨立人格;以雜誌為輿論平台,倡導自由、容忍、多元的價值譜系;通過個人影響力反對獨裁,推進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處於20世紀上半葉自由民主低潮、而專制主義時髦的時代。尤其是他的朋友們都開始為各種專制獨裁鼓吹時,他依舊恪守著自由主義的理想。

  在胡適周邊,形成了一個個具備現代知識分子特征的新團體,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獨立評論社以及在台灣的自由中國社。在每一個圈子中,他都是天然的核心。胡適借此又幫助中國剛剛形成的知識分子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傳統——自由主義傳統。

  劉東在《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識分子》中對這種傳統進行了有趣的描述:“他總是號召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但又總是注意保持個人的獨立地位;總是珍重自己對政治的發言權,但又總是超乎政治之外地不願付出捲入其間的代價;總是強調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但又總是願意以社會共同利益為准繩;總是批評社會的種種弊端,但又總是保持一種溫和節制的態度;總是和現存的政治組織離心離德,但又總是尊重和利用現行的法律秩序;總是要求社會制度的不斷改革更進,但又總是不贊成使用激進的手段;總是祈望人類歷史的不斷進化,但又總是渴望看到這種進步能夠取道於緩慢的調整;總是在內心深處對人的生存狀態懷有強烈的價值理想,但又總是傾向於在現實層面採取審慎的經驗主義方法……他在小心翼翼地、左右為難地維護著個人的自由。”

  這種特質性,一方面來自他的美國留學經歷。去美國前,胡適還承擔著那個時期青年人普遍的救國壓力,以及強烈的民族情緒。而他的學問之路,甚至也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他在《四十自述》中回憶,17歲那年,中國公學里的同盟會曾經商量過,“大家都認為我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大概,當時的革命家們還不敢自信可以包治百病,所以還願意跟朋友訂下“我去革命,你來建設”的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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