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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社會失序不能限於教化精英

http://www.CRNTT.com   2011-12-08 14:22:14

至於董仲舒、漢武帝之後直到清朝的2000多年歷史，也絕不像秋風先生認為的是“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復”的時期。對這段歷史時期，國際歷史學界比較權威的判斷是“平頭齊民”的帝國，也就是君主專制主義統治。這種統治的主要特征是，君主除受其自身善意制約外，不受任何制約。除君主外的所有人，都只是絕對君權的不同等級的奴隸而已，就其為君主的奴隸而言，也僅僅就此而言，他們都是“平等”的。 　　確實，在這2000多年中，中國的基層社會一定程度上由鄉紳治理。但是這種治理始終沒有逃脫帝國政治權力的牢籠，哪些鄉紳有資格治理、如何治理，並不是鄉紳們能夠自己說了算的。特別是北宋王安石變法之後開始實施的保甲制度，更是在當時技術可能的範圍內，將帝國政治權力的觸角有效地伸展到了整個社會的最底層。  　　由此可見，3000多年可信的中國古代史，根本就沒有真正存在過普遍意義上的多中心的“君子之治”。  　　其次，秋風先生以“華夏天下”的規模來證明中國走向多中心的“君子之治”的必然性，“華夏天下的規模是古希臘、古埃及、古羅馬難以想象的，這樣的規模決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這既不符合西方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邏輯。古埃及暫且不論，古希臘諸城邦是眾所周知的多中心治理格局。這種多中心不僅表現在古希臘的多個政權並立，更表現在各城邦內部的權力分立。不用舉自由民主典範的雅典，即使是向以極權主義聞名的斯巴達，其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分權制衡的多中心對抗特點（斯科特.戈登：《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P86-88）。倒是規模宏大的國家，在美國人發明“複合共和制”（即共和制加聯邦制）之前的2000多年里，一直被公認為不適合多中心的共和制度，只能實行君主專制統治。因此古羅馬城邦可以實行對抗式多中心統治，而規模巨大的整個羅馬帝國，卻難以全面推行這種模式。  　　複次，秋風先生認為“君子之治”在維持社會秩序上成本更低，這個判斷要想成立，首先必須證明“君子之治”是可行的，否則就是一句空話。筆者同意道德權威可以在如其所說的“一個企業，一個社區，一個村莊，一個N G O”等較小的社會單元內實現低成本的有效統治，但是不認為這種統治可以在大的政治單元內實現。主要原因是，道德統治依靠的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道德影響，這種影響必須以影響者與被影響者間的親密濡染為條件，而在現代大型國家中，隨著血緣和空間距離的擴大，這一條件不可能存在。  　　秋風先生認為“單一中心的統治以人性之惡為預設”，這個判斷也很奇怪。因為單一中心的統治與人性惡的預設並沒有什麼必然聯繫，經常與人性惡預設相聯繫的是法治。休謨著名的“無賴假設”，就是法治主張的人性前提。法家的主張雖然與真正的法治大相徑庭，但畢竟也是崇法的，而它的人性假設也是“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商君書.算地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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