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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焱：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1-09-20 13:42:41

互動環節 　　網友1：今天的題目是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聽王老師講了康有為，怎麼沒有提到孫中山？ 　　王焱：我今天講的主題，是從戊戌變法來看為什麼會有辛亥革命。 　　主持人：正因為變法之失敗，在一種感受中，康有為啟動的是戊戌變法，是真正的變法嗎？可能是因為他的一些做法種下了革命的種子。辛亥革命稱作革命，但並不是一個特別血腥的革命，上次的講座中有講到。 　　網友2：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王老師提到清末新政 ，就這個而言，您認為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對於今天清末新政有什麼借鑒意義？是不是完全是一種欺騙手段，或者在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上有什麼承上啟下的意義？ 統治者誤認為經濟繁榮可彌補政治問題 　　王焱：百日維新期間提出的那些變法措施十分有限，在1905年新政的實施，無論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其實都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經濟績效也很不錯，這也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可能是人們認識上容易產生的誤區——即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可以掩蓋政治社會建制上的缺憾與不足。社會理論中有一個“托克維爾悖論”，即指越是在經濟繁榮增長的時候，反而越有可能出現政治危機，因為經濟和政治並不是同一個社會領域，它們要解決的也不是同一個問題。清末的新政並沒有推進到憲政層次上，雖然後來清朝統治者迫於各界壓力，將原來的十年後立憲的承諾改成九年，提出《欽定憲法十九條》，但在時間上已經過於滯後了，無論經濟上怎麼繁榮，政治正當性的資源已經大量流失了。 　　主持人：1901年1月29日，變法上諭：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 　　王焱：這話說的不錯。縱觀古今中外歷史，改革的阻力無非來源於兩個，一個是權勢集團的既得的權力和利益，二是對於舊的意識形態符號的依戀。 　　主持人：關於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的一些主張，騰訊網歷史頻道在做一個轉型中國的報道，這個大家可以去看看。 　　網友3：辛亥革命的爆發實際上是各種矛盾的深層次的積累，各種矛盾的積累，我理解為讓利的結果，形成了一種利益團體，最後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中國矛盾好像很多，特別是民族矛盾比較激烈，民族矛盾非常激烈，清朝末年社會那麼動亂，民族關係是怎樣的情況？ 　　主持人：整個清朝對民族政策把握得比較好。 　　王焱：“中國”原來不是一個國家的稱謂，而是指文明的中心。誰掌握了中心誰就可以稱作“中國”，連日本有一個地名也叫“中國”，並不是一個國家的意思，而是文明中心的意思。看中國文明史，這個文明的中心從商周到現在，一直處在東西南北周邊文化的矛盾衝突之中，但漢文化有一個高明之處：就是認為華夷之分在文化不在種族。後來文明越滾越大，很多邊疆游牧民族後來都融合到了漢族裡，不是說漢民族生殖力特別強，而是漢文化用包容的方式，把很多周邊的游牧民族融合包容進去了。滿族是清代統治者，入關時期，人口上百萬，兵馬十幾萬，但這麼點人口與軍隊，怎麼能夠統治這麼遼闊的疆域呢？那是因為他們借鑒了古代朝廷對待周邊民族的一些策略，有意識的實行了二元的帝國策略，一方面是滿蒙包括藏、回，這是一個邊疆民族的世界，用的是游牧民族氏族部落聯盟的方式，在承德外八廟，清君主與周邊的游牧民族領袖來會盟，是一種相對平等的關係，避暑山莊裡皇帝坐的龍椅就在平地上，這與紫禁城裡龍椅高高在上不同。而對內地的漢族，實行的是秦漢傳統以降一君萬民的統治形式，君主高高在上。而滿族自己內部，原本實行的是八旗旗主共議的氏族民主，而不是漢文化的絕對君主制，後來在雍正時期才廢除了這種氏族民主形式，實現了君主的專制體制。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我們無法退回到清帝國實行二元體制的時代，只有繼續推進，直至打造出一個各個族裔統一的政治法律共同體，將所有族裔變成同一個nation，這就是中華民族，所有的人都是公民，沒有族族裔族群歧視，也沒有哪個族群族裔享有特權。 　　這與中國未來政治走向一樣，有些人弘揚儒家等級為治的憲政主義，但是卻忽略了20世紀中國發生了好幾次革命，在革命已經將傳統的等級為治社會結構多次夷平過的中國，誰是貴族？沒有貴族，怎麼能建構等級特權為治的社會呢？在一個世界日益走向平等與民主化的世界上，所有等級為治的正當性都已經被摧毀。我們要想實現中國的有效治理，就只有走向普遍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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