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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辛亥之變的價值觀基礎

http://www.CRNTT.com   2011-09-01 14:45:17

“天下為公”， 還是“天下為家”？ 　　但就是這麼個私下裡同樣羨慕“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的人，卻受朝中守舊權貴之命監視郭嵩燾，不斷密告郭嵩燾要“以夷變夏”，圖謀不軌，甚至連郭披了洋人的雨衣、看了洋人的節目單，都被他當成罪行來告發，他還在朝堂上詆毀郭嵩燾的學西言行是“迎合洋人，壞亂風俗”的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有趣的是，與他私下褒揚英國的“政教”卻不喜英國的“器物”相反，他公開對郭嵩燾學習船堅炮利的言論指責不多，卻猛批郭嵩燾離經叛道，破壞綱常，那罪名簡直十惡不赦。結果導致郭嵩燾徹底被罷黜，險些遭治罪。這到底是為什麼？ 　　據說就個人而言，劉錫鴻不滿於郭嵩燾只提名他為參贊而不是副使，並在薪水等問題上懷恨在心。但是在理論上劉錫鴻對自己的惡行自有一番解釋。他說“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參國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 　　聽見了嗎？儒家雖講“天下為公”，但劉錫鴻知道那只是說說而已，只有英夷才當真呢，實際上咱們是儒表法裡，“天下為家”已經幾千年，“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權貴為此“一人”所豢養，萬般私利盡在其中，那是萬萬動不得的！ 　　但這樣的人還是“儒家”嗎？他詆毀郭嵩燾，體現的果真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嗎？如果是這樣，那路易十六、查理一世同樣不喜歡民主，他們也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嗎？劉錫鴻與郭嵩燾，猶如陳蘭彬與容閎，當時私下對中西的觀感其實都差不多，只是郭、容心口如一，而劉、陳口是心非。他們的區別到底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區別，還是幹脆就是中國文化中君子與小人的區別、“鄉紳”與“鄉願”的區別？ 　　至今人們還把劉錫鴻、陳蘭彬這樣的人稱為“清流”，如果這種口是心非、趨炎附勢、陽儒陰法、倚權謀利的“鄉願”之徒也算“清流”，那從孔孟到東林黨人大概都只能算“濁流”，而比劉、陳更“清”的大概只有魏忠賢了。 　　顯然，當時就連陳蘭彬、劉錫鴻這些所謂“極端守舊派”也非常清楚帝制（“天下為家”）的不仁不義，憲政（“天下為公”）的亦道亦德。要知道那時還是洋務時代，離戊戌變法都還有幾十年呢，那個時代所謂“極端保守”者都已經這樣想（儘管絕不公開說）了，到了辛亥還能不立憲嗎？而清廷堅持不做虛君，發生革命就不奇怪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最近看到有個先生寫文章說：我們過去“軟實力”老上不去，就是因為無意服從了人家的“話語霸權”，老在人家的話語體系中跟人辯論，被自由、民主、人權這些詞牽著鼻子走。這位先生說，用他們的話語肯定是爭論不過他們的，所以不如幹脆就拋掉這套話語，只談仁義道德。你拿民主這個尺子來量我，我還拿仁義這個尺子來量你呢！這樣我們就有話語權，就有軟實力，就主動了。 　　真是這樣嗎？老實說，看了晚清這些人的議論你就明白：這不是什麼話語問題，如果我們像過去一樣拿百姓不當人，談民主固然理短，談仁義道德也談不過人家！戊戌前的這些人，從“進步的”郭嵩燾、馬建中、王韜、薛福成這些人，到“極端保守”的陳蘭彬、劉錫鴻，都是談仁義道德談出了“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的。他們都飽讀詩書，長了個儒家的腦袋，只是還沒有被“儒表法裡”腐蝕完，在“鄉願”社會裡還保留了一點“鄉紳”氣，他們還根本沒用過自由、人權、憲政這些詞，只是偶爾用過“民主”也還很詞不達意。但是，他們一到西方，就感到了自己的差距——不是“器物”上的，而是“政教”上的。用“民主”的尺子量有差距，用“仁義”的尺子量，差距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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