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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為鏡像的兩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中評社北京3月17日訊／傳說中，為秦始皇率領童男童女海外尋仙的徐福，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後在日本島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後人。 　　這一傳說是否為真，並無確論。但中日文化發展在早期的時間差距，的確非常醒目。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候，日本還處在新石器時期的繩紋時代。 　　古代中日的漸行漸遠  　　教科書教導我們，攤開地圖，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從古至今，在不斷從西向東遷移。早期，最興盛的是靠近中國與朝鮮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為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國和韓國的文化養分，之後，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戶（東京）轉移。很顯然，這一文化中心從西到東的遷移過程，也是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文化，不斷打造“自我”之主體性的漫長過程。 　　在日本尚無自己文字記載的年代，要尋得當時的故事，只能到中國或朝鮮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彌生時代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故事。當然，在那個時候，“日本”這個國名，都尚未出現呢。 　　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各方面尋找中國印記，這當然並非難事。武士的起源，與日本對唐律的借鑒，息息相關；“天皇”的名號，也由唐朝來。國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這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但也呈現出日本力圖疏離於中國文化的嘗試。所謂“大和繪”，及其獨一無二的“脫頂鳥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國畫 （“唐繪”）之外，另辟蹊徑。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語》，帶來一個問題，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時代，重要的小說都是女性所寫？英國學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書中指出，這關涉到“空間”與“語言”的性別。其時，“內外”、“公私”領域劃分嚴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間中工作，女人在內部／私人空間里徜徉。男人們用漢字寫正式公文，女人們則因有閑暇，又無公事羈絆，得以使用漢字之外的另一種書寫系統—創作！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一原初頗為“性別化”的額外空間與語言實踐，促進了日語逐漸削弱漢語影響的獨立發展，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識的增長，提供最重要的基礎—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所指出的，語言，乃是“民族國家”這一想象共同體的重要媒介。 　　在前現代世界，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國學習的過程中，對“自我”的不斷追尋（從中國習得，又力圖發展自己的語言、繪畫、文化），以及對中國影響的擺脫。德川幕府時期，統治者即開始拒絕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在現代，先生/學生的關係更加翻轉，而中日之間，還有一個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內好《何謂近代》中的說法：“東洋的近代是歐洲強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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