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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書

http://www.CRNTT.com   2011-03-06 11:02:49

中評社北京3月6日訊／“這十本書不是中國出版商最喜歡的書，不是媒體熱衷報道的書，不是閱讀率最高的書，不是圖書排行榜上可以看見的書，不是最時尚的書，不是網絡最熱捧的書，不是最賺錢的書，不是評論家們津津樂道的書，但不知道這十本書，就別說你是讀書人。”廣東《時代周報》日前刊載文章盤點“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書”： 沙俄僞立憲及其崩潰 周偉馳 　　帝國的崛起是相似的，帝國的崩潰却各有各的原因。一戰前後崩潰的帝國不少，奧匈帝國、德國、土耳其、沙皇俄國、清皇朝都趕上了這一波，其中俄國患上的“帝國崩潰症”，比清皇朝還要“典型”：革命黨忙于辦報紙鼓與呼；激進黨忙于搞恐怖活動；立憲黨左支右絀，既要與革命黨爭論革命的不理性，又要與頑固派爭論改革的必要性；保皇黨發現皇帝跟自己一樣成了新時代的恐龍。龐大的官僚機器照舊運轉，却因為沒有潤滑油和水而到處冒烟。 　　關心俄國的命運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目睹了1905年俄國立憲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全過程。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對“自由”在俄國的命運頗為關心，他用三個月的時間學會了讀俄文（就跟梁啟超幾天之內學會讀日文一樣），寫成《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俄國向僞立憲主義的轉變》兩篇長文，揭露俄國立憲中的問題。1917年，德俄還在戰爭中時，主要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又寫了《俄國向僞民主的轉變》、《俄國革命與和平》兩篇短文，主旨是說俄國在位各黨派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繼續得到英法美的金融支持，維護國內秩序，都希望延續對德戰爭，而蘇維埃雖反戰却無力扭轉局勢。從一個德國人天然的愛國立場來看，當然俄國能實現真正的聯邦制，使各民族（如波蘭、芬蘭、立陶宛）自治甚至獨立最好，這樣可以减輕這個東方近鄰對德國的壓力。但是民主並不一定會導致和平，民主國家相互之間以及民主國家與亞非拉國家之間的關係史，已表明一個對內奉行民主的國家，可能對外完全是帝國主義的。韋伯以西歐1648年威斯特伐尼亞和約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來看俄國，未免強求。對於德國，民族結構和語言單一，比較容易形成“現代國家”，對於俄國這樣的通過武力擴張而擁有多民族、多語種的異質成分的“帝國”來說，西歐的民主制和聯邦制顯然會導致很多問題。 　　在早些的兩篇文章中，韋伯對於自由主義思路在俄國的階級載體作了細緻的考察（　“編者前言”已有介紹），有一些敏銳而有趣的洞見。在《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中他對當時幾個黨派的憲法草案作了分析，很注意它們忽略的東西。在評論解放聯盟的草案時他說，它“沒有包含的東西經常比它包含的東西讓人更感興趣”。這些草案中沒有談到的東西是什麼呢？是“民族與語言問題”、“教會與國家”。俄國真實的、財產上的資產階級如大工業主、大地主，思想上可能是跟沙皇一樣反動的，而思想上的資產階級呢，他們在財產上可能是微薄的。那種指望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動地出現自由主義和憲政的想法是錯誤的。韋伯指出立憲民主黨在第一届杜馬選舉中的勝利含有僥幸成分，主要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對杜馬的抵制而不參選，因此左翼的選票幫了它很大的忙。那麼自由主義的階級載體到底在哪里？社會革命黨（書中譯為“社會主義革命黨”，太繞）的支持者主要是農民，社會民主黨主要是工人，至於“貿易和工業黨”，是“‘資產階級’這個詞嚴格的經濟意義”上的代表，立憲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大小知識分子和地方自治會的成員，但在人數上他們並不占優勢，因此它的階級基礎是十分脆弱的。這從俄國後來的局勢發展是一目了然的。 　　為什麼在韋伯看來，俄國1905年的立憲是一場鬧劇，一場“僞立憲”呢？在他看來，沙皇和官僚政府並不是真心想搞立憲，放棄其權力，而只是迫于外界壓力（如日俄戰爭失敗、工人罷工和農民暴動、政府缺錢有求于外國金融資本等等），擺出個樣子給外國資本家看，也順便安撫一下國內百姓。由於並非積極主動的立憲，因此在選舉前施加苛刻的條件，選出後又百般阻撓和刁難。選舉法規定只有有財產的人才有選舉權，不同階級的選票比重不同（大地主一張票相當于幾百個農民），這只能激起無地的低級階層知識分子的仇恨。沙皇在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中承諾要搞立憲選舉，要保證人民的自由，但是直到議會選舉前，“自由”的情况又如何呢？先看言論自由。雖然報社擺脫了審查制度，對新聞取消了預防性的審查制度，但政府新加了“許可證”，如果你想辦報紙雜誌，而政府覺得你與“道德或者法律”衝突，就拿不到許可證。在宗教信仰自由上，政府承認了分裂教派（舊儀式派）和路德宗等新教教派，確認了在廣義基督教之內改宗的自由，但是對“迷信的教義”“不予以寬容”，那麼誰來判斷是否“迷信”呢？“教會登記制度”由誰來判斷哪些宗教能獲得登記呢？很可能“所有迫害再次上演”。在語言使用自由上，波蘭等屬國的次要學校可以用母語教學，這點稍有放寬。至於沙皇所承諾的“結社自由”，從一開始就不能兌現。政府對教授團體和工會一直警惕，生怕它們構成威脅。韋伯對此的評論是，“自由得到了官方的承認，而當人們正要使用這些自由時，它們轉手又被收回了，這種僞善必然成為持續不斷的衝突和可怕仇恨的源泉”。官僚化的政府完成了全面的獨裁化，它的任務似乎就是維護自己的權力，不讓議會分享。最終因為政府想引進一項貸款而議會不批全額引發政府與議會的矛盾大爆發，第一届議會在兩個半月不到之後就被解散了。這些就是“僞立憲”、“僞民主”的表現。 　　俄國社會的古代特徵 　　韋伯有些話刻畫得準確。“當前俄國發展的獨特性在於，西歐的經濟‘文明化’和國家‘文明化’的全部特徵突然間一股腦兒地聚集在一個社會之中，然而這個社會，除最高層之外，仍然是有古代特徵的。”這種發展階段上的不同，這種古今新舊的同時雜陳，使俄國人民及其知識分子呈現出不同于西歐的行為和思想特徵。 　　俄國的古代特徵，首先體現在沙皇制上，它在權力的來源、權力的運用及為誰服務上，跟現代理念完全相反，這就是為什麼沙皇及其政府（它無異于皇帝和貴族的延伸和代理）一直把俄國現代知識分子視為心頭大患、對其人民只有防範之心而無民有民治民享之意的根本原因。為了維持穩定，政府不得不將緊張的財政中一大部分用來裝備和賄賂警察、軍隊，甚至每棟樓都要安插一個人來實施監控，幾乎任何集會都有警察在場，“國家行政部分幾乎完全為治安目標服務”。穩定的成本如此高昂，人們自然會想，為什麼不把沙皇及其政府換了，換上一個價廉高效的新政府呢？這個新政府的基礎是什麼呢？它應該就是地方自治會。不僅韋伯對它高度評價，後來的俄國思想家如索爾仁尼琴等人也把俄國的未來寄托在這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具有草根民主精神的組織形式上。 　　俄國的另一個“古代特徵”是它的村社。村社本由宗法農奴制演化而來，它既有保護個人生存的溫情脉脉的一面，也有以集體束縛個人的一面，既有分工協作集體勞動的一面，也有不重效率但重平均不重競爭但重和諧的一面。韋伯已注意到村社勞動沒有效率的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勢不可擋，最終將讓村社這個“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最後一個避難所”“壽終正寢”。但是，俄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如赫爾岑認為，俄國可以在村社的基礎上直接建立社會主義，而繞過萬惡的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這條思路將村社理想化成為一種信仰，形成了民粹主義。他們還沒嘗到資本主義的味道就對資本主義表示憤怒，他們跟在當時風涌潮起的西歐社會主義後面，誇大資本主義的罪惡，強調俄國人的貢獻，想抄捷徑，畢其功于一役，一舉登上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峰。背後何不是有一種彌賽亞主義？民粹主義因為想跨過資本主義而直接躍入社會主義，而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不合，因此從普列漢諾夫到列寧都批評民粹主義。但是，在實踐上，列寧與民粹主義有很複雜的糾葛。俄國後來走上共產主義這條路，還是跟村社和民粹主義有密切關係。韋伯在文章中提到俄國未來發展方向不確定，亦頻頻提到激進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俄國走上“農民共產主義”的可能性還是在他的視野之中的。 《論俄國革命》 [德］馬克斯.韋伯著　　潘建雷、何雯雯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10年7月版 　　被低估理由： 　　韋伯有些話刻畫得準確。“當前俄國發展的獨特性在於，西歐的經濟‘文明化’和國家‘文明化’的全部特徵突然間一股腦兒地聚集在一個社會之中，然而這個社會，除最高層之外，仍然是有古代特徵的。”這種發展階段上的不同，這種古今新舊的同時雜陳，使俄國人民及其知識分子呈現出不同于西歐的行為和思想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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