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造就中產階級的

http://www.CRNTT.com   2011-01-07 11:44:57

劉迪 　　中評社北京1月7日訊／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徹底剝奪最富有者，但同時懂得把中產階級推至前台，讓他們扮演政治主角，如此才能穩定政治體制。至於那些巨富，他們必須扮演辛辛苦苦創業的角色，才能在社會占有一席之地。東方網今日登出旅日學者劉迪的評論文章“日本是如何造就中產階級的”，內容如下： 　　戰後日本經濟的增長率曾讓世界震驚。從1950年至1973年，日本GNP年均增長率超過10%，創造了當時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近幾十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日本的軌跡相似。如兩國都充分利用和平的外部環境，吸收技術、專利，並依靠出口加工業賺取外匯，帶動經濟增長。再如，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兩國均遭遇來自美國的貨幣升值壓力乃至“異質社會論”批判。但中日兩國卻又有不同，這就是兩國“中流社會意識”發育速度顯著不同。 　　據日本戰後調查，從1955年至1975年，日本人的“中流意識”由42.5%上升到77%，而認為自己屬“下層社會”的意識則由57.4%降至21.8%。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後，中國奮鬥了30多年，現在有“中層社會”意識者並非主流。 　　我想，這也許是因為對待城市化以及新市民的態度不同的緣故。戰後日本在城市化起步時，日本對城市化即持有積極態度，與此同時，對進入城市的新市民也是熱情歡迎。 　　戰後持續、大規模的城市化運動形成了日本中產階級以及中流意識。高速增長時期，城市工廠缺乏人手，大量農民集體湧入城市。解決農村居民入居城市，是那時日本市政當局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當時，日本各大城市努力擴建居民住宅，如東京都城區不斷西擴，大學等文化設施也隨之西遷。此外，各級地方政府均出台各種廉租房政策，東京、大阪這樣的大城市都建造了數量不等的“新城”，在新城中，政府建造了大量面孔相同的“公團住宅”，這就是日本政府的廉租房。這些新城，解決了數百萬人的居住問題。 　　那麼城市究竟怎樣面對這些新居民呢？對日本各地城市來說，這些新市民是納稅者，各城市都熱情歡迎他們入居。如此，數千萬人規模的農民比較順利地轉變成為城市的“市民”。二戰結束時，日本約有一半人口在農村，但現在86%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日本用了一代人解決了城市化、農民變市民的問題。 　　戰後日本社會中流意識比例提高，還與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關。戰後日本把義務教育提高至初中，此後高中、短期大學或大學教育也日益普及。教育程度提高對中產階級意識形成有很大促進作用。有研究認為，日本報刊書籍及廣播電視的普及，對日本的中流意識形成有積極作用。 　　當然，要造就中產階級，必須犧牲精英階層的趣味。很多日本精英批評日本電視節目乏味。不過，這種節目收視範圍廣，本來就不突出某一階層、某一性別、某一年齡層次的趣味。儘管有些知識分子批判這種大眾消費主義的節目，但更多知識層保持沉默。從精英的角度看，這個社會很乏味，缺乏理想主義的激情，但這恰恰從反面說明，日本的中產階級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整個社會忍耐、努力的結果。 　　一個普通人，只要沒太多欲求，則完全可以普通收入應付一數口之家支度。因為每人都有醫療保險、養老金。你送孩子上學，不用另花錢打點教師，看病也不必擔心送不起紅包。從這個角度看，普通人的所有支出幾乎都可預見。 　　怎樣維持一個政治體制的穩定，是亞里士多德以來政治學的課題。如何調整富者與平民政治的關係？日本這個國家，並沒有徹底剝奪最富有者，但同時懂得把中產階級推至前台，讓他們扮演政治主角，如此才能穩定政治體制。至於那些巨富，他們必須扮演辛辛苦苦創業的角色，才能在社會占有一席之地。我們看到軟銀老板孫正義、優衣庫老板柳井正，都在扮演這種角色。 　　日本戰後通過稅收制度，造成一個橄欖形社會。中產階級手頭多不寬裕，但他們照樣可去居酒屋喝酒、買房、買車，去他們家瞧一眼，不論南北，幾乎家家一樣，都是兩三間房加一小廳。在日本，即使你是公司老板，每年有3000萬日元進項，生活也無法花天酒地，這是因為稅制讓你盡很大的社會義務。相反，即使你僅是一小職員，每年僅500萬日元入項，你也可養起一家四口。上述3000萬日元，是日本公司社長的平均年收入；而500萬日元，則是日本工薪族的平均年收入。 　　筆者去過一些日本人家庭，豪奢的少。多數人，不論社長或是平民百姓，居住條件相差不大。日本也不是沒有富人，但他們的財富受社會責任束縛，社會對他們的監督很嚴格。媒體無孔不入，假如某人以財富為手段圖謀不軌，他身敗名裂的幾率很大。如此，擁有巨富的人，在強大的中產階級社會中，掀不起什麼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