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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新階段的方向與目標

http://www.CRNTT.com   2010-02-14 00:21:12  


孫中山是兩岸的共同源頭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新階段的方向與目標,作者:劉源俊(台灣),前東吳大學校長、教授

  孫中山是兩岸的共同源頭與自然凝膠

  拋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眾多複雜的歷史糾葛不談,兩者的共同源頭無疑是孫中山。沒有孫中山當然就沒有中國國民黨;沒有孫中山當年的聯俄容共,中國共產黨如何能成長?1949年後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成功,基本上是由於實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78年後中國大陸發展經濟,所標榜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所從事的各項計劃亦是奠基於孫中山的“實業計劃”。

  雖然過去若干年來中國國民黨已悖離三民主義──只剩一半(民權主義加半個民生主義),中國大陸卻在開始實施另外一半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加半個民生主義)。可說,海峽兩岸雖各走各路,卻存有保全三民主義的默契,孫中山是兩岸凝膠。

  一般說,國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權四者;這是從執政者的角度的說法。從人民認同的角度說,則國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人民自有權不認同政權;人民若只認同土地、同胞、文化,雖不認同相關政權,政權還是必須承認他們是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是發給“台胞證”嗎?“中華民國”政府也應發“陸胞證”。

  早有人說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若是真心要“統一”,何不摘去“人民”一詞,恢復“中華民國”國號,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當頓失憑依,不得不俯首稱臣。另方面,若是“中華民國”改名台灣共和國,則是自毀長城,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統一”的藉口,乃屬“自作孽,不可活。”任何人都不至於愚蠢至此。

  因此,在現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在孫中山思想的概括下和平共存似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有以俟新階段大智大勇者的到來。

  中華文化是兩岸共同的語言

  2009年7月在長沙舉行的“第五屆兩岸經貿與文化論壇”,在結論第一條標舉“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談文化問題,先要講社會主義的源頭。中國社會主義的源頭應當回溯到《禮記.禮運》(大同篇):“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1945年,“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成為安全理事會會員國;1968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贈送聯合國一方藍色大理石碑,上面鐫有孫中山先生所書的〈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一重要文物在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中華民國”後仍然存在)。

  孫中山先生對文化問題的看法有兩項要點:一、中華民族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孫中山先生繼承這一道統)。二、我們一方面要發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固有文化,另方面要採擷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共領導當局應謹記在心。以下例舉兩端,略加說明:

  文字是文化的載具。中共當局當年推行簡體字,固有其時代因素。然隨著中國大陸人民與外界華人世界接觸日廣,中共當局不得不承認,中華文字的正統仍然保留在台灣,在港澳,在馬來西亞。吾人不敢期望廢除簡體字,至少希望做到馬英九所提倡的“識正書簡”,最好是在小學教習正體字,也允許正體字書刊在大陸正式發行。兩岸科學名詞的會通與正誤,當亦是一即刻而具體可進行的重要課題。

  儒家思想是中華文化裡的主流思想;而科學精神不祇與儒家思想原相通,孔子所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更是科學精神的上位思想。這點,兩岸的大部分提倡科學的知識分子(無論是科學界或非科學界)與當政者都尚未能認識到。

  中華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西方一向視大學為“造就並管理知識”的場所──其任務包括知識的傳授、保存、創造與傳播。這符合西方文化的傳統──“以智轄德”。有些大學重視所謂“通識教育”,以與“專業教育”相平衡,但其中所強調的仍是關於知識的教育,只不過強調專業以外的知識耳。

  “中華民國”〈大學法〉第一條以前的文字是:“大學以研究高深學問,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1993年公佈的新〈大學法〉第一條文字改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換言之,已不強調研究“高深的”學術,也不強調養成“專門的”人才。實際上,有些大學把研究學術放首要,有些大學把培育人才放第一,有些大學則以服務社會(推廣教育)為重點。1970年代以後,各校開始重視“通識教育”,以補“專業教育”之不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相應的文字是第四條:“……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第五條:“……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19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大學也開始重視“文化素質教育”,以補“專門教育”之不足。

  若只重視知識的造就與管理,其後果則會是學術風氣、學術倫理與學術品質的敗壞。在中國傳統教育裡,既重視德性,又重智慧──“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禮記.大學》在西方,即使是沿著重視知識這條道路,艾德勒(MortimerJ.Adler)也指出:“知識”的最終目標是為獲取“智慧”。19世紀的紐曼主教還有一段話,頗有啟示:“大學之道,博大而平庸;在提昇民智,教化民心,淳化民風;在為大眾立心,為生民立命;在發揚並匡正時潮;在利導權勢,在改善平日交往。……”他的觀點與中國儒家相近,注重德性與智慧。

  一般西方大學教育裡雖並不講德性與智慧之類,但他們在大學外另講求宗教以補其不足。但若中國現代大學也學西方,在大學裡只重視知識,在學校之外又沒有宗教的潛移默化,就有很大的盲點──換言之,德性既無從培養,智慧也無從啟發。更何況,現代的家庭教育已經式微或受扭曲,不足為恃!

  2008年以來,全球已陷於金融風暴的危機中;究其本質,是資本主義帶來的。其中隱含的問題包括:能源與資源匱乏乃至逐漸枯竭、大氣增溫因而天災益頻、環境破壞、貧富懸殊、道德倫理淪喪、科技掛帥與惡性競爭、意識型態衝突(特別是穆斯林與基督間的)、資訊氾濫……,人類前途其實茫茫。展望未來,人們應全盤重新檢討大學的宗旨與做法。

  在這方面,台灣與大陸的大學有很大的合作空間。除了彼此擷長補短外,應互勉在高等教育的宗旨裡,在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與服務社會之外增加“砥礪德性”、“啟發人生智慧”,與“促進人類的和平與和諧發展”三項。換言之,大學對發揚中華文化與關懷人類前途負有更高的使命,非祇是“促進國家發展”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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