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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風險衝擊考驗中國預期管理能力

http://www.CRNTT.com   2016-07-08 07:48:36

政策建議：重建激勵和適度分享 　　文章指出，要充分認識到，當下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重建激勵相容和適度分享機制。 　　從分享角度看，實際上中國並非沒有需求，任何有效需求都是需要購買力作為支持的。例如，現在遷徙兒童和留守兒童接近1億，除非得到包括教育、醫療、健康在內的充分公共服務的支持，未來他們才會成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現在減少1元錢的投入，未來用來糾正的成本可能要大10倍。實際上，5月份一些關於教育、醫療、治安等方面的社會熱點事件，既是痛點和大眾關切點，也明確地指出了未來改進的方向。這絕非是簡單的國家福利政策堆積，眾多研究有力地證明了人力資本的匱乏是形成貧困的重要原因，而這些方面的有效投資會極大地促進長期生產邊界的擴大，這也正是以需求側結構性刺激來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政策體現。 　　鑒於目前眾多托底政策呈現出的碎片化特征，筆者建議設立一只10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者叫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主要為未來數年可以落戶城市的1億農民工(及隨遷子女)提供公共服務，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等。這是當下中國最大的分享——通過對教育、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最後，依次擴張中央政府、政策性金融機構與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整個國家的對外資產負債表，最後這點可通過向全球發行人民幣標價的中長期國債來實現，由此同步完成六大宏觀部門內部的杠杆轉移和再平衡。 　　在此基調上全力推進深度城市化，通過放鬆土地管控，加快土地改革，放鬆戶籍管制，進行超級城市和重點城市群建設。通過長三角、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區域建設實踐建立起未來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範本，採用最新的基礎設施和智慧城市軟硬件系統，加大居住容積率，強化副都心(城市建築規劃學概念，是指現代特大城市為了疏散城市中心區的功能和巨大的人流物流壓力，在城市邊緣地區建設的另外的中心區)建設力度，吸收更多人口落戶核心城市群。並從國家戰略層面推動產業重新布局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效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的重大作用，從而破解傳統模式斷裂帶下增長動力的部分缺失。同時也要從供給端壓制一二線城市房地產泡沫，明確未來房產稅的本質是基於存量財富重估的具有累進性質的資本利得稅，以調節財富分配失衡，並為未來城市運營管理新增可持續的財力來源。 　　從激勵機制來看，應當全面更新激勵機制，讓科研人員、管理人員、企業家、政府官員、創業者、農民工、外資都要肯幹才能成事。只有喚醒各要素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才能讓財富源泉充分湧流。因此要明確政策，穩定預期，堅定市場信心，特別是民間資本的信心。 　　這就要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廣義)樹立一些標杆，吸引民間投資進入。在新預算管理和債務約束的情況下，傳統GDP“錦標賽”下的地方政府投資衝動將被抑制，鼓勵和吸引社會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基建投資，即所謂的PPP模式(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也成為必然選擇。比如目前已經在開展的政府引導基金，由政府出資，吸引有關地方政府、金融、投資機構和社會資本，不以盈利為目的，以股權或債權等方式投資於創業風險投資機構或新設創業風險投資基金，來支持創業企業的發展。PPP模式不僅是用於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困境，關鍵在於改進治理機制，強化民資信心，提升投資效率，激發經濟自身動力。另一方面，要培育良好的全方位的創新生態環境，通過保護產權、創造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環境，以此來鼓勵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發揮創新精神，在平等開放、相互支持的環境下建立良性循環的新政商關係。 　　政府的功能應當主要體現在協調“放管服”、優化執行過程、進行質量控制和強化監督機制。上述這些激勵機制的建立，完全可以結合中國式的杠杆乾坤大挪移，把現有局部企業、地方政府、傳統行業的高杠杆轉移到更具活力的居民部門、新興產業和直接融資金融體系，來提升經濟效率和優化資源配置。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切忌行政體系內以文件落實文件、科學研究以模型推導模型、而金融市場以忽悠刺激忽悠。 　　針對外圍風險衝擊，中國可以左右逢源、分而治之，謀求在對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動權。實際上英國“脫歐”從中長期來看，反而增強了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雙方各自的議價能力，有利於中英自由貿易協議和中德自由貿易協議的達成。因此，中國應當分別加快與英國和與德國自貿區協議的談判，短期重點加強確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的磋商。如果全球市場繼續動蕩，則G20杭州首腦峰會的機會窗口會再度擴大。我們應當接續在中美戰略會談中涉及的匯率、產能、投資、人民幣美國中心等方面的議題，順勢提議增加中歐、中英以及中美之間的貨幣互換額度，並最終形成包含人民幣的全球儲備貨幣互換網絡，為全球提供足夠的安全資產和流動性，為日後的“西湖體系”埋下適宜早期收獲的種子。再如，通過“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對接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議程來消化全球範圍內的過剩產能和支持全球減少貧困的努力。要注意的是，目前的不少政策協調都是短期口頭君子協議，應當集中火力在關鍵議題上，例如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和穩定金融市場，不要浪費籌碼在大而無當的問題上。 　　對於金融市場而言，可以啟動適度流動性對衝，保護市場情緒，穩定藍籌股估值；順勢適度貶值匯率，然後在一個較為有利的位置固守，並且通過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政策更為有力地控制資本流出，有效強化動蕩環境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有序進行監管再造，建立新一代全覆蓋的金融管理體制機制。其實對於海外投資人而言，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確信，中國經濟和資產價值的相對優越性。正如在大海中一群人同鯊魚在一起游泳，你不需要比鯊魚游得快，只要確保比最慢的幾個快就行。金錢不眠，利來利往，最終一個穩定的環境和增長趨勢會得到追捧。 　　需要注意的是，對於虛擬經濟來說，流動性博弈的結果往往與政策預期存在較大的偏差。這在當下信息高度分享和傳播的環境下尤其明顯，工業化時代傳統的主流媒體、自上而下、權威主義的傳導驅動模式正在被不斷挑戰，公共治理和經濟政策制定、決策、傳播、溝通、執行和反饋的最優路徑有待重構。這需要更為有遠見的系統性的基礎規劃，而不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被動應對，否則一方面是打不完的補丁，另一方面則會適得其反，無法實現政策初心。這其中的核心是預期管理問題——宏觀調控本質上是預期管理，保證政策的穩定性和加強前瞻性引導是管理層解決穩預期問題的必須之舉。資本總是會沿著最小阻力和最大獲利的方向流淌，其逐利的屬性往往會使得“劣幣驅逐良幣”，尤其在犬牙交錯的改革斷裂地帶，各種矛盾和風險會逐漸充分地暴露。金融監管的配套改革推進如未能跟上可能使風險得以放大。年初以來的螺紋鋼等期貨市場狂熱、一二線城市地產價格快速上漲、殼資源的火熱等，都存在著流動性與政策博弈的身影，這方面決策者必須防微杜漸，以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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