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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羅主義”的亞洲現實

http://www.CRNTT.com   2012-12-31 09:51:45

反諷的是，自19世紀末以來，華盛頓三番五次在歐亞大陸不同地區推行過“門戶開放”政策。按照史汀生國務卿80多年前的解釋，這個“開放”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各國在某地區商業機會的均等，即經濟開放；其次是為了維護這種均等，必須阻止任一單獨國家侵害該地區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即政治開放。1917年，威爾遜總統依據“門戶開放”精神提出了他對戰後世界秩序的規劃；1931年和1947年，美國又依據同一原則否定了日本對中國東北和蘇聯對東歐的獨占性控制。這樣看來，華盛頓對某一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秩序的設想，似乎又是和平主義和理想化的，充滿了自由派氣息。 　　當然，自由從來不是無代價的。仔細審視就可以發現，海外市場、原材料和投資機會的開放，對經濟優勢主要是基於金融、信息產業和重化工業的美國本身是極有利的。換言之，在把經濟開放作為一種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強加給全世界的同時，美國經濟繁榮的源泉也得到了保障，並且擁有了更大“硬實力”去懲戒破壞這一自由的挑戰者。至於美國版的“政治開放”，它當然不意味著某國人民可以自由決定奔向共產主義（比如卡斯特羅的古巴或者阿連德的智利），而是基於程序性的“熊彼特式民主”在不同地區與文化圈中發現其土壤、繼而生根開花的代名詞。從聯邦黨人到米特.羅姆尼都相信，“美國式生活方式”—它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自由主義—不可能在脫離海外傳播的情況下單獨生存下去，這也是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所謂“美麗的帝國主義”向全世界擴張的精神動力，並且在大多數時候，它以塑造而非取代國際體系的方法來伸張美國霸權。 　　進一步說，美國在西半球的獨占性霸權（門羅主義）和全球範圍內的“門戶開放”可以毫無衝突地結合到一起。門羅主義的達成，仰賴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儘管馬漢看到了美國東西海岸交通被阻斷的風險，但在19世紀末規模巨大的“新海軍”建設後，再也沒有一個海上強國敢冒風險插足中北美洲的航行自由。從那以後，華盛頓處心積慮地將西半球的地區霸權擴大和延伸為全球性的超地區霸權，在1945年和1991年兩個歷史節點上，下定決心介入歐亞大陸，在西歐、東亞和中東這3個邊緣地帶的地理政治中心站穩了腳跟。這不僅確保了邊緣地帶在經濟和意識形態上都開放其門戶，並且消除了產生針對美國的制衡聯盟的可能，使得單極化的美國霸權得以在後冷戰時代繼續存在下去，即使它的硬實力已經因不可避免的“帝國式過度擴張”而顯得力不從心。 　　地區霸權：美洲經驗與亞洲特性 　　首先在本國所處的地區層次建立局部霸權，隨後以之為跳板謀取更大範圍內的世界強國地位，這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從15世紀末開始的400多年里，幾乎每一個歐陸強國都嘗試過首先在歐洲建立霸權、再發展海上力量去追逐世界霸權，但無一取得成功。這段時間里唯一一個建立起全球帝國的英國，它在歐洲扮演的僅是離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角色，不像“二戰”之後的美國那樣維持直接的軍事存在和政治控制。當然，另有一個國家俄國曾經從陸上攫取過東歐，並在之後40多年里開發出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工業潛力，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構成了最大程度的威脅。這似乎暗示了從單極到多極世界的變更，必然以多個地區霸權的興起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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