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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忠義救國軍抗日嗎 | |
http://www.CRNTT.com 2012-07-28 09:35:49 |
改編為“忠義救國軍”後的抗日曆史 即便是在樣板戲《沙家浜》中,也不得不保留這樣一段故事——忠義救國軍的胡傳魁司令在與日軍作戰失敗,被日軍追捕時得到了中共地下黨員阿慶嫂救助方才脫險。可見這支部隊確實是有其抗日功績的。 戴笠奉命加強敵後游擊工作,創建忠義救國軍 “蘇浙別動隊”在淞滬會戰中傷亡慘重,剩下的特務大隊,青浦、鬆江兩訓練班及佘山教導團及第五支隊殘餘人員共1700多人,於1937年底退到安徽祁門縣歷口,被整編為教導第一團,由俞作柏任團長;第一支隊殘部則撤至遂安,與軍統創建的其他游擊部隊合編為教導第二團;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總指揮部也改為別動隊教導總團部,由戴笠親自兼任總團長,俞作柏任副總團長,實際指揮。 1938年3月1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戴笠,要他“收容整編流散浦東及京滬,滬杭沿線的國軍,加強敵後游擊工作”。至四月底,戴笠以別動隊教導團為基礎,廣收散兵游勇,隊伍再度擴大至萬餘人。5月,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批准,蘇浙別動隊改名為忠義救國軍,設總指揮部於漢口。迄1940年夏,忠義救國軍擴充到四個縱隊,一個南京行動總隊,共轄28個大隊,總人數近3萬人,分布於浦東及京滬、滬杭鐵路,京杭公路沿線一帶。最盛時,忠義救國軍曾有10萬之眾。 中美合作所幫助戴笠訓練忠義救國軍 關於忠救軍的抗日表現,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德在其《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中曾如此寫道:“儘管它由於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的活動而在中國進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確有效地在長江三角洲開展了抗日游擊戰。1938年夏,有無數可靠的報告說,在該地區內陸坐船或卡車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襲擊。儘管日軍維持了他們通訊線路的通暢,但美國觀察家們報告說‘游擊隊活動造成的傷亡很大’。而且,在當年9月和10月臨訓班的學生加入了‘忠義救國軍’以後,游擊活動的水平顯然提高了。”——此一時期,中共部隊還沒有逾越國民政府的戰區劃分,大規模進入這一地區,只有一些小股武裝在有限地活動。 魏斐德似乎並不了解1938年以後忠義救國軍的抗日曆史。所以有必要再引用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Mary Miles)晚年所著回憶錄《神龍飛虎間諜戰 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一書中對忠義救國軍的描述——梅樂斯當年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副主任,而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的宗旨,即“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基於這一宗旨,中美合作所得美方軍事人員曾多次參與組織訓練戴笠的忠義救國軍,故而,梅樂斯對該部隊的抗日經歷,有比較多的了解。其回憶曾專辟一章,單獨談忠義救國軍的歷史。梅樂斯認為,中美合作所對忠義救國軍的訓練,起到了相當好的效果: “除了中美合作所的通常營地和軍事單位外,戴將軍還悄悄的建立了一支非常特殊的游擊部隊,稱作忠義救國軍。……這支部隊大半時候都在離上海並不很遠之處活動。……日本人充分明白這個地區的重要,因此在珍珠港襲擊前四年,便已開始在那邊駐扎了大批軍力,……但戴將軍就在這一地區,維持著他的忠義救國軍——一支為數兩萬餘人,穿著制服,極有效力的軍隊。他們不但與一半以上由日本所供養維持的大批偽軍,經常保持聯絡,而且還一貫的得到他們的協助。至1944年秋,設在距這一異常重要的地區不到一天步行路程的徽州附近的第一營地,便曾訓練了約有八千忠義救國軍的官兵,還設法供應了他們的槍支。忠義救國軍在七年半對日本人的作戰活動中,曾經犧牲了一萬多人,這批訓練的官兵,差不多就補充了這批損失的人數。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對這些部隊越多給以訓練,越多供以槍支,他們所採取的行動便越多。在十個月中間,他們擊斃了將近一萬敵人,從這一點就可以證明了他們的效率。這個數字固然還不能與那些在華中受有同樣訓練的人所有的收獲相比,但這個收獲已是平均一杆槍殺死一個多敵人,而且這個工作是在中國受到敵人最充分控制的最艱苦地區進行的。” 中美合作所對忠義救國軍的訓練,開始於1943年。第一個訓練班設立於安徽歙縣雄村,即梅樂斯所說的“第一營地”;後來又陸續開設了20多個類似的訓練班。各訓練班的內容大同小異,以雄村訓練班為例,其受訓內容分軍事、政治兩方面,軍事訓練方面,有武器使用、爆破、投擲、防毒、劈刺、射擊、演習、游泳、通訊、特工、情報、化裝、擒拿、搜索、築城、測繪等科目;政治訓練主要講授三民主義和蔣介石著作。學員結業後由美國教官授給美制武器彈藥,官佐發給左輪或考爾德手槍,士兵發給卡賓步槍或湯姆生機槍,少數編為爆破組的發給炸藥。學員畢業後,大多遣回原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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