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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權力

http://www.CRNTT.com   2012-03-20 09:04:33

一些學者把儒家稱之為中國的自由主義。的確在很多方面，儒家有些類似西方自由主義，例如提倡政府對市場和社會的不干預。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義那樣具有進步性。西方自由主義兩個核心。第一就是相信進步，相信事物是不斷變化的。第二相信人類可以通過不斷改革現存體制，求得進步。儒家則不同，相信第一個層面，但對第二個層面的變遷不甚感興趣。自《易經》以來，中國多數思想流派認為“變”是一個自然的產物，因為對《易經》來說，所有事物都在變化之中，唯一不變的是“變”本身。在這個意義上，儒家不否定“變”，也接受“變”，包括改變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家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並不主張人為地去促動變革。儒家是一種非常發達的保守哲學，利用現存因素來塑造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也可以說，儒家是一種社會秩序哲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始終是官方意識形態，為王權所有。很顯然，對王權來說，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體制內知識分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的創新能力就成為問題。儒家往往成為改革的保守力量，其關切的是如何維持現存秩序，而不是改變現存秩序。但這並不是說，儒家永遠滿足於現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經常批評現存秩序。儒家什麼時候會批評現存秩序呢？那就是當其認為現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認同的“規範”秩序的時候。就是說，儒家是用其理想來批評現存秩序。打一個比喻，我們學者和社會現實的關係就好像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人得了病，找醫生看病。醫生的道德底線是要把病人醫好。醫生根據自己所有的知識和所積累的經驗給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麼只能說醫生所學的知識和經驗錯了或者不夠，而不能說病人生錯病了，因為這裡病是客觀的存在。但在中國的儒家那裡，情況剛好相反。當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變化而和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時候，儒家會說，社會現實錯了。應當修改的是社會現實，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識。儒家因此往往結合王權來阻止社會經濟現實的變化。可以說，在儒家主導下，中國歷史往往是在“削足適履”的狀態下演進的。 　　佛家從印度傳入。剛開始的時候，儒家也極力反對佛教的。但後來，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個文化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勞。佛教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權力、利益的關係也變得非常密切關聯。從和權力的關係來看，佛教和儒家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如果說儒家和佛家是體制內知識分子，那麼體制外關心權力的群體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當然是對體制外知識分子的一個統稱。“江湖派”裡面也有不關心權力的知識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裡面很多人是關心權力的。他們淪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為不能擠入體制內，就是說想進入體制但失敗了，於是對現存體制產生了不滿。但有些則本來就對現存體制不滿。這個群體對權力感興趣，他們追求權力的方法就是通過“反權力”，就是想方設法挑戰現存體制，通過推翻現存體制而獲得權力。歷史上，很多農民起義過程的知識分子就是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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