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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嬰生前披露魯迅之死疑案 | |
http://www.CRNTT.com 2011-04-10 10:23:21 |
須藤醫生進入我家與我有一點點關係,因為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別的醫生開的藥控制不住,1933年3月,內山先生便推薦他的同鄉同時也是內山書店的醫療顧問須藤先生接替坪井學士為我看病,順乎自然地也給父親看病,時間長達三年半,看病總的次數在150次以上。 父親認識他似乎更早,因為1932年的《魯迅日記》里就有寫信給須藤先生的記載。以後父親還為他買過幾本書,互相之間饋贈過禮品,請過飯,這就超出一般的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而是朋友關係了。因此須藤醫生對他的病人(我父親)了解不可謂之不深。那時父親肺結核的症狀已相當明顯,據專家說,即使是一個實習醫生也很容易診斷出來,更不必說資深的、對病人有相當了解的老醫師了。然而須藤醫生對魯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狀經過”是: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氣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診,當時檢查病者體格中等,營養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來,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總需利緩下劑或洗腸用藥。 須藤先生在診治父親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始終是按慢性支氣管炎、胃病消化不良進行治療的,從沒有提到父親的主要病症是肺結核,甚至連懷疑、診察化驗也“疏忽”了! 之後父親的病越來越嚴重,親友們也越來越擔心。此種情況下,1936年春,宋慶齡、史沫特萊便介紹美國的肺病專家鄧肯醫生給魯迅看病。經過聽診、叩診之後,鄧肯醫生確診為肺結核病晚期,並提出了治療方案。之後,父親又去另外一個有拍片條件的醫院拍了一張X光胸片,證實鄧肯醫生的診斷極其準確。然而須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確定為系“消耗性熱型”,做“突刺實驗”得微黃色透明液,檢查咯痰為結核菌陰性,也就是還沒有認為或懷疑肺結核晚期。 三個月之後,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結核菌陽性膿球”。在X光片、結核菌陽性膿球確鑿無疑的情況下,須藤醫生才最後不得不確診為肺病晚期;但是儘管如此,他仍沒有針對魯迅的病情,做積極的治療,用藥方面也未見變換,甚至於沒有建議養病,向我母親提出一個醫生應有的勸告。 鄧肯醫生明確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必須首先抽出胸部積液,抓緊治療。治療方法很簡單,找位中國醫生,照他說的實施就行。如果不抓緊治療(自然是指按肺病治療),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療,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簡單的隨便一個醫生都能做到的事,一個行醫三十多年資深的日本醫生卻沒有想到和做到。事實上從鄧肯醫生診斷到父親去世正好半年的時間,在這半年寶貴的時間里,須藤醫生並沒有針對肺病進行任何積極有效的治療,他的治療仍不過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表面治療,或者幹脆說是延誤病情的無效治療。父親再活五六年、甚至漸漸恢復身體的希望就這樣被葬送了。 父親去世後,須藤醫生應治喪委員會之請,寫了一篇《醫學者眼中的魯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對家屬也是對社會、世人一個交代。然而這個交代並不真實。文章開頭就說病人身體如何一貫不好,意志如何剛強的空話,後面還把抽出積液的時間提前了,更讓人不解的是,他說魯迅先生四十四五歲時已有肺結核的預感,並且他還提醒說兩側患過胸膜炎的人大概是會患肺結核的。既然須藤醫生對父親患肺病有所懷疑,有所提醒,那麼為什麼不照此診斷、照此治療呢? 須藤醫生出示的“病狀經過”的結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時)午後二時往診,呼吸已較徐緩,然尚在五十二乃至四十六之間,脈軟弱。110至114。體溫下降,為三十五度左右。病者聲稱呼吸困難,情況不佳,頗呈衰憊不堪之狀,早晨以來僅進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鳴盡去,左肺亦然。診察左胸下半部覺有高而緊張之鼓音,肋間也覺陷落少許,心臟越過右界,橫徑約半指許。決定為心臟下方右傾,肺動與脈搏二音如稍亢進,諒已引起所謂“氣胸(Pneumothorax)”。由於此病狀,以致雖盡量使之絕對安靜就眠,亦不能深睡,頻頻驚醒,聲稱胸內苦悶,心部有壓迫之感,終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時起(原譯文“半前”疑為“午”前),苦悶加甚,輾轉反側,延至午前五時二十分由心臟麻痹而長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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