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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中國要學習西方的“社會主義”

http://www.CRNTT.com   2010-09-29 08:31:10  


 
  所以,中國不是福利國家並不能證明中國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國壟斷、管制與特權的發達也不能證明中國是個福利國家一樣。事實上,陳志武、李維森等先生近來一再指出的中國政府聚斂財富占到國民財富如此高的比率,就與所謂“比西方更自由”的經濟完全是相反的圖景。

  的確,中國地方政府競相入市牟利的所謂“政府公司主義”現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統制下的死氣沉沉,確實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權力“自由牟利”與民間的經濟自由完全是相反的東西,這應該是任何經濟學尤其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常識。中國的“資本主義”當然不是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但也不是19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如果一定要在歷史上尋找相似性的話,它倒更類似於17世紀原始積累時代、“重商主義”時代或“舊濟貧法”時代的“資本主義”。衆所周知,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不是民間工商業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視對工“商”活動的管制與壟斷,甚至重視自己入市牟利!那個時代的“舊濟貧法”不是窮人有權利要求政府救濟(如同民主時代的“新濟貧法”那樣),而是政府有權強行收容、圈禁、管教、懲罰窮人(因此當時又被稱為“血腥立法”)。而那個時代的官辦經濟,無論是國家(皇家)企業還是國家(皇家)特許壟斷公司(如東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經濟中與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權利的市場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務的財政承擔者,而就是“公權私用”的聚斂機器。無怪乎不僅今天自由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等古典學派對此反感,社會主義的祖宗馬克思也認為這樣的“國家幹預”與“國有經濟”比自由放任更反動!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那就是似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競爭不過“19世紀的資本主義”,“19世紀的資本主義”又競爭不過“17世紀的資本主義”。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未必可持續,但是它應當引起關注。那種以“地方政府競爭”來解釋“中國奇跡”的說法倒是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好多地方不擇手段地競相“招商引資”,其提供的條件的確具有任何民主國家(無論是福利國家還是偏重自由競爭的國家)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條件當然包括低工資低福利,但也同樣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遷帶來的用地便利、野蠻城管驅逐窮人創造的“高貴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謂“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沒有哪個經濟學家,無論“新自由主義”者還是凱恩斯主義者,能夠把這些謂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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