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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的絕望之望

http://www.CRNTT.com   2010-07-10 09:21:42

是不好理解，再怎麼說，顧准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准確實又“黑”又“臟”，誰沾邊誰倒黴，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顧准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准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准成為朋友。就在顧准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准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准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綫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准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准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麼“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爭相食。他親眼看見老百姓一個個被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尤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乃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麼？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裡做得到？  　　因此，該說還得說。而且，還得說真話，不說假話。這裡說的“真”，不是真誠，而是真實。“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誠”地說假話啊！以至於事後一想起來就羞愧難言——不僅為“假話”，更為“真誠”。顯然，真實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但說出來的必須真實，這也是一條底綫。  　　至於顧准，對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說的全部真實，而且還要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難。因為即便只是不說謊，有時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顧准因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內容或思路交代問題、出具證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顧准看來，無論出賣靈魂，還是出賣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恥行為；而實事求是和決不為虎作倀，則是做人的起碼准則。為此，他甚至不願意對與他有隙、曾經整過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說把患難與共的同志和朋友出賣給惡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對威脅利誘，顧准不惜以絕食相抗爭，打死不開口，使張聞天、孫冶方、駱耕漠、狄超白、林裡夫、巫寶三、李雲等人和各個時期的熟人無一受到政治牽連，自己卻因“態度特別惡劣”而罪加一等，成為“極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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