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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農民：30年來大陸城市與農民的糾葛

http://www.CRNTT.com   2009-03-09 10:14:38

北京市政協委員任志强又發“高房價控制人口素質”論，以爲住房價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長與控制人口素質的門檻。“任大炮”總能道出權力精英的心底話。各級市政府“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觀點雖明面不提，却暗地實施。問題是阻止農民進城就能造就“高素質”城裏人嗎？相反，壟斷只會導致低能。 　　沿海省市“騰籠換鳥”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幷非新鮮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時，美其名曰《黃山來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過剩時，小保姆就成爲《我愛我家》這類都市劇嘲諷的對象。北京人管外地進城找財路的叫“老遢兒”，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兒”提供——爲特供京城用水，周邊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來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萬民工子弟就讀，成了北京人的新難題。北京豐厚的教育資源，令民工進城的目的倒置：過去是因打工而找門路讓子弟上學，現在是爲子弟進京上學而打工。如果實行居住證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學，那將是對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驗，届時，道德困境和競爭壓力糾纏在一起。 　　中國的戶籍制于人道原則、于生産力原則都不符。人道上，城鄉兩個世界的糾葛伴隨著中國城市化全過程，拋下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斷難成功。生産力上，打破城鄉二元將極大提升生産積極性，激發中國農民巨大潜能。我們不妨請經濟學家算一算，這將提升中國GDP多少個百分點？ 　　農民是個什麽民？城管是個什麽管？ 　　城管何其威，小販何其衰 　　城市應該光鮮整潔，還是應該“亂七八糟”？權力意志喜歡前一種，哪怕是現代都市的幻覺；文化人喜歡後一種，因爲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權力意志規劃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國貿周邊一帶，光閃閃、亮堂堂透著現代感，高傲而冷酷。這裏絕不允許農民擺賣煎餅果子、販光碟、支瓜攤，可這些都是城市生動的細胞。沒有生動細胞，就像如今的中關村，冷酷不好玩。 　　北京越來越“好看”，可越來越不好玩了。這是臺灣人的評價。 　　相信城裏人都見過城管“老鷹抓小鶏”的游戲。城管是權力意志的代表，“小鶏”是下崗者和農民。城管制度當初目的是爲了維護市容，管制流動攤販，但製造了大量的社會衝突事件。城管與攤販之間以暴易暴、釀成人命的悲劇屢見不鮮。 　　更殘酷的場景出現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員。廣州“孫志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國際大都市”這般光輝之名，諸多惡行順理成章。 　　前北大校長傅斯年擔任臺灣大學校長時，曾大義凜然地站在校門口拒絕蔣介石的軍警入校。台大校門附近的空地上違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賣豆漿、鐘錶的小商販在這裏營業，有人主張拆除這些建築時，傅校長倒認爲這些人靠小本生意養家糊口，沒必要爲難人家。 　　中國城市管理人員，某些權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懷與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鮮又有何用？ 　　農民如果不是爲了生計斷不會忍辱進城討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給國務院領導的信中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假如“三農”問題長期存在，農民們惟有進城討生活。 　　在中國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對不起，你抽到下簽。生爲農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趕、被人駡，像老鼠一樣四下流竄。 　　社科院陸學藝課題組“中國十大階層”研究表明，老九農業勞動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墊底的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則爲10577.69元(2001年)，再不濟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農民。 　　去年3月人大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幾乎將首個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機打爆，胡最後不得不關機。包括胡小燕在內的區區三個代言人顯然是無法滿足龐大的農民工群體的民意訴求。 　　“中國的農民，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善良、最聽話、最能忍耐的一個特殊群體，可是，一旦被激怒，又會驟然成爲世界上最龐大、最無畏又最具破壞力的一支隊伍！”(《中國農民調查》，陳桂棣、春桃)農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爲他們還有“奔頭”。最好不要把他們的卑微的“奔頭”掐滅，否則城裏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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