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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太陽花學運“反服貿”學生    　　“太陽花運動”的平等訴求的確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有關。在中國大陸，二十多年新自由主義思潮衝擊，其影響之廣泛和深刻，難以評估，大陸的對台政策雖曾一再聲稱政治談判的關鍵意義，但實際上卻越來越依賴於經濟邏輯，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讓利邏輯。由於台灣社會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這一讓利邏輯如同一柄雙刃劍，既支持了台灣經濟的發展，又與台灣內部的分化相互糾纏。在經濟衰退的條件下，大陸資本的流向、移民和遊客的擴張，一再成為怨恨對象。因此，“太陽花運動”觸發的台灣政治的新發展勢必對大陸的對台方略產生巨大衝擊。其實，台灣兩派政治勢力均認為正是由於不獨不統的狀況，台灣才在經濟上獲取最大利益;民進黨也才多少遏制其內部的“急獨”勢力，試圖與大陸發展經貿關係;台灣領導人並沒有意願與大陸統合，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考慮的完全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短期需要，而不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對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促進作用。台灣島內沒有因為兩岸經貿和人員交流的擴大而產生對大陸的親近感，恰恰相反，台灣經濟地位的衰落正在促進台灣的分離傾向。馬英九努力推動兩岸服貿協定，不僅是想獲取大陸的經濟利益，而且是想藉此加入周邊區域經濟組織，如RCEP與TPP，特別是後者，目的是與美國在經濟上再次結盟。也正由於此，美國才會一反常態地公開出面支持馬英九的服貿政策，批評民進黨並通過其影響力制止學運的蔓延。 　　如果說反服貿運動對以經促政的邏輯產生了衝擊，那麼占領立法院運動的政治寓意就更強了。就台灣政治而言，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並未擺脫藍綠格鬥的痕跡，毋寧是沿著民進黨台獨路線對於“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衝擊。但這一行動也提示了新的內容：第一，運動以反服貿、反黑箱運作相號召，而不是像過往民進黨主導的群眾運動那樣以反國民黨相號召;第二，儘管黨派勢力在運動中若隱若現，但“太陽花運動”以學生為主體，而不是政黨衝鋒在前。至少可以說：這是台灣政黨(包括國民黨和民進黨)本身失去召喚力的症候。就兩岸關係而言，無論是對立法院的占領，還是台灣政黨政治的轉型，都間接地質疑了主導兩岸關係的、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平台。今天兩岸政治對話的所有平台都依賴政黨，是黨對黨的平台，無論是鬥爭，還是和談，都以這個平台為中心，若往上追溯，國共以政黨關係主導國內政治上是從北伐開始的。但反服貿運動發展到占領立法院，等同於對以政黨政治為中心的政治平台的否定。從20世紀開始，以政黨為中心的政治進程是政治活動的核心內容，但到了這兒，好像很難走下去了，至少光靠兩黨政治，甚至民進黨上來搞三黨政治大概都不行了。因此，占領運動預示著必須重新洗牌才能形成一個新的政治過程。現在政治家和學者還很少認真討論這一點。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情最終走下去，按照舊的方式，將是無從著手的困局。你可以找宋楚瑜或者其他什麼人來訪問一下，但這麼做，只是宣傳上可以說一說，添加這些政治人物在大陸和台灣政治中的砝碼而已，對於改變兩岸關係的基本格局是沒有用的。這些政黨領袖對年輕學生沒有任何召喚力，也缺乏任何政治想象力。 　　傳統政治平台的危機凸顯了尋求新的平台以促進更為廣泛的交流的必要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過去三十年兩岸經濟、政治和文化關係的改變也提供了很多空間和潛力。批評單純的經濟邏輯並非否定兩岸通過經濟活動而形成日益廣泛和深刻的日常生活聯繫。從一個較長的視野看，台灣的黨外運動、“台獨”運動、新社會運動與黨派運動的關係都不單純。黨外運動的歷史比較複雜，走向“台獨”是比較靠後的事情。從保釣運動到黨外運動，黨外運動與“台獨”運動之間有交叉、有差異、有複雜組合。199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迅速向“台獨”方向走，是一個雙重的重叠的結果——解嚴的歷史與全球冷戰終結的重叠。全球冷戰的終結，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失敗為中心的，在中國大陸，是以“文革”的失敗為某種標誌的。本來黨外運動和保釣運動裡面都有比較強烈的具有社會主義主張的力量，都有在資本主義範疇外來尋找台灣出路的想法。“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範疇是有吸引力的。因為反對國民黨專制，大家也知道國民黨是跟資本主義的體制完全連體的，所以本來存在著在此之外尋找可能性的政治力量。保釣運動並非針對統獨議題，但由於裡面存在親國民黨的勢力(如“反共愛國同盟”)及某些以台灣獨立相標榜的要素，追求祖國統一的主流也就被追認為“統派”了。其實，他們的“統”是和向往社會主義中國密切相關的，那是主流而非“統派”。但由於上述雙重重叠，原來在台灣內部針對國民黨的批判運動和尋找另類出路的努力，幾乎沒有空間了。在1990年代以降，台灣的社區營造與國族主義動員有著不可避免的關係，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中，這種重建社區的努力是與社會保護運動相互重叠的。事實上今天已經很難用統獨等概念去描述這些保護運動了。 　　在1980年代，陳映真這些人與黨外運動的關係是重叠的，他們屬於同一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黨外運動本來存在著探討台灣社會的政治未來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到1989年之後，蘇東巨變，新自由主義潮流對中國的改革產生愈益深刻的影響;而在台灣，試圖在資本主義體制之外尋找另類出路的可能性徹底消失了。黨外運動逐漸地凝聚，原來比較複雜的、包含不同政治指向的民主力量逐漸被一種有些奇特的族裔民族主義浪潮所裹挾。從中國大陸來說，20世紀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就差不多結束了，1980年代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只不過是20世紀的尾聲;從歐美的視角觀察，到1989-1991年，20世紀伴隨著冷戰體制的轉型而結束了。換句話說，充滿潛力的20世紀所能提供的直接政治方案，幾乎都不能解決兩岸問題。所以說，台灣解嚴與冷戰終結以一種獨特方式重叠——所謂獨特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方式——使得台灣島內運動內部的政治分化被凝聚到新自由主義方向。經過李登輝、陳水扁時期，所謂統獨之爭其實已經是“獨台”和“台獨”之爭，民主的政治性在這一過程中被耗盡了。“台獨”、“獨台”的政治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即以既定霸權格局為前提，訴諸虛構的身份認同，將所謂台灣自主性的標題置於形式主權框架內，以不同的名義確認台灣在這一格局中的地位。兩者的爭論不涉及台灣的基本社會-政治體制的變革，不觸及當代世界不平等的關係——不平等只是政黨角逐的砝碼。圍繞著族群政治，台獨和獨台以空洞的政治正確相互競爭或自我標榜，實際上，除了由兩岸經濟關係的變動而觸發的真實的妒恨、對“共產主義”或“極權主義”的虛擬的仇恨之外，這樣的競爭已經徹底空洞化;因其空洞化，又喚起人們用中產階級的平庸政治或右翼民粹主義的無力的激進姿態進行政治填充的熱情。這樣的民粹政治與大陸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正好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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