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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來：中國依法治國的破題與難題

http://www.CRNTT.com   2014-12-02 11:28:58

其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執政理念與權威，為依法治國的推進提供了可能性。在民主與法治這些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上，習近平有著相當先進程度的認知。早在2010年，習近平在中共執政觀“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基礎上，率先提出“權為民所賦”。在更早的在2005年主政浙江時，他就提出“法治浙江”的理念，親自主持“法治浙江”重點課題。2007年，他提出“和諧社會本質上是民主法治的社會”的觀點。當選總書記之後，“依法治國”理念貫穿在他提出的治國理政的各種方案中。 　 法治建設需要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除了先進的理念之外，依法治國的推進還有賴於最高領導人擁有相應的權威。中共十八大之後的最高權力格局變化，是改變了以往兩屆“九龍治水”的權力分散局面，提高了總書記的權威與職責。 　 為了全面深化改革與應對中國崛起之後，日益複雜的國際形勢的需要，習近平擔任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等多個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重要職務。這一系列權力布局的調整和變化，使得習近平有了相應的權威和能力，去推動依法治國的實踐與進步。 　 相對而言，中國依法治國破題雖已不易，但推進更難。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種全會就提出了依法治國理念，隨後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依法治國作為國家發展的基本方略和目標被多次提出，但還是出現了強制維穩、重慶唱紅打黑這樣法治嚴重倒退的現象。這個歷程表明，依法治國知易行難。到底難在哪裡呢？ 　 首先，依法治國難在受到官本位文化的滯礙。從本質上講，法治的核心是限制權力，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法治權、塑造法律至上的觀念。但直到今天，官本位文化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這是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為主要內容的價值觀。1792年，正值“康乾盛世”時期訪華的馬嘎爾尼，通過觀察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 　 官本位文化形成的權力主導，權大於法、官貴民賤思想，在中國有著廣泛的社會認同，與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勢同水火，存在著根本的不同與矛盾。官本位文化不除，就難以形成法治的意識、觀念、原則和精神，依法治國便泥濘難行。 　 其次，依法治國的障礙更來自於現實中的官本位體制。中共建政伊始，毛澤東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加上學習蘇聯模式，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便通過嚴格官階差序標準，把社會經濟領域的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確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比歷史上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官本位體制，計劃經濟則進一步強化並固化這個體制。 　 改革開放後，官本位體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包括司法在內的社會各領域泛行政化的趨勢越演越烈，“權力通吃”成為常態。官本位體制導致政府職能錯位，以官入商，官商不分，以官入法，政法不明，政府官員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其自然導致的結果是，權力而不是法律的邏輯，主導著社會的運行規則。因此，官本位體制不改，則法治不彰。 　 總的來說，把依法治國上升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的制度保障，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對未來中國最終實現政治與社會現代化所具有的重大意義，自不待言。 　 作者周慧來是中國獨立評論人士　 來源：聯合早報2014年12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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