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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下的“穩增長”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十八大提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完善和發展，將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依賴於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增長機制的經濟，本身具有更強的應對各類不利衝擊的韌性和靈活性。正因為美國擁有強大的技術創新，即便本輪全球金融危機發端於美國，可金融市場依舊對美國經濟前景毫不吝嗇地給予了最樂觀的預期；與美國相反，儘管中國實現的增長率依然屬全球明星，但由於自主創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場才對中國經濟要求了較高的風險溢價。可以說，技術創新本身就是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但是，技術創新需要人才培養、金融支持、專業制度等創新體系的強有力支撐。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道出了中國創新體系的痛處，但要改變它似非一朝一夕之事。費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指出：“中國要繼續保持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快速增長，就必須加速自主創新……中國經濟要完成從中等收入向領先水平的轉軌，也必須找到激發必要的經濟活力的手段。”他特別指出：“本土創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險精神和發揮創造力的願望，它們一直深入到社會的草根階層……草根階層的活力要求人們擁有創辦新企業的自由，以及在冒險成功後得到社會承認和財務回報的信心。”中國能否培育出適合大眾創新的土壤，是中國能否在新技術革新的潮流中繼續充當增長領跑者並提高中國經濟活力的關鍵。 　　第三，提高勞動者素質。新世紀伊始我們黨就提出，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始終是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第一要務”。這一論斷並沒有因為十多年時光流逝和經濟過渡到新常態而過時，相反，經濟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更凸顯了該論斷的重要意義。這是因為，人是生產力中唯一具有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因素。勞動者不僅僅是操作生產工具的工人，更因為他們處於實踐最前沿，能更深切地體會生產技術、組織形式中的諸種弊病。況且，提高生產率的技術進步與創新，並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的專家在封閉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大眾創新是推動技術進步或完善制度建設主要因素。即便許多人都強調當下改革的“頂層設計”，但頂層設計的改革也應當是對草根豐富實踐經驗總結基礎上的改革，因此，頂層設計的改革也要“緊緊依靠人民”。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源於老百姓為克服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與障礙而大膽創新的激勵機制的改革，才能夠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廣深化。進一步的，勞動者素質提高還具有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效應。這是因為，在有效的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下，勞動者所得取決於其邊際產量，而勞動者素質提高恰恰是提供其邊際產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勞動者素質意味著勞動者所得份額會相應地上升，最終提高消費能力。總的來看，無論是技術創新及其在實踐中的運用，還是制度改革中實踐的新發展及其經驗的總結、改革設計及其效果的反饋，均需要有勞動者素質的全面提高。 　　最後，完善稅收體系。稅收不僅是國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響經濟供給面的激勵機制的一部分。美國供給學派主張通過減稅來促進市場競爭，對當下中國的穩增長仍有一定借鑒意義。其理論認為，高稅率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熱情，阻礙了個人和企業儲蓄與投資，降低了生產率增長和商品供給，因此，應通過降低邊際稅率來促增長。著名的拉弗曲線還表明，在稅率降到臨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稅率不僅不會導致稅收下降，反而還因為減稅刺激了收入上升、稅基增加，政府稅收會隨稅率下降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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