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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安會”對中國的啟示

http://www.CRNTT.com   2013-11-26 10:40:21

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更傾向於嚴密的參謀工作，在他任內，國安會成為總統在軍事、國際和國內安全事務領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左膀右臂。國安會地位的提升和這一機構性的決策模式惹惱了一些希望施加影響的個人，特別是前朝老臣們。1960~1961年，參議院舉行多次聽證會，討論國安會的工作效率問題，杜魯門政府中的高層幕僚如喬治·凱南等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外交政策是由一個“消極被動的總統，在一個機構臃腫的國安會影響下制定的，國安會作為一個龐大的機構，飽受委員會具有的所有弊端之累”。事實上艾森豪威爾並非一個消極的總統，相反，他在整個任期裡在外交決策上都是主導性角色，在應對一系列突發性危機時，比如蘇伊士運河危機、匈牙利革命和黎巴嫩危機，他都是通過小範圍的高層幕僚討論確立對策，以提高效率，而沒有通過國安會的機構化運作來應對危機。 　　參議院舉行的聽證會對1961年繼任的總統肯尼迪產生了影響。上任初期，肯尼迪裁減國安會，將決策縮小到更小的圈子裡進行，各機構之間協調的任務交由國務卿（必要時由相關機構）完成。但國務院在豬灣事件上的失敗表現讓肯尼迪意識到聽取獨立聲音的重要性。國安會得以重新進入國家安全決策進程，1962年白宮設立局勢觀察室（the Situation Room），這一位置為國安會與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建立直接聯繫提供了便利，有“小國務院”之稱，讓總統和高層決策機構迅速獲取來自國外各站點的情報提供了方便。 　1969年上任的總統尼克松與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再次提升了國安會在外交決策中的作用。在尼克松上任前，基辛格建議應該延用艾森豪威爾時期國安會的運作模式，在此基礎上增設許多委員會，便於就某一特定議題搜集信息、開展討論和進行數據分析。尼克松上任後，以通過《國家安全決策二號備忘錄》的形式采納了這些建議，不但鞏固了基辛格在外交決策中的地位，也提升了國安會的影響。 　　1977年卡特擔任總統後，他認為基辛格掌握過多的權力，以至於過濾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和政策建議，使之不能到達總統這裡。他希望讓內閣成員在外交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讓國安會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一支獨大。卡特任內裁減國安會，任用謹慎的布熱津斯基擔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使其又回歸到提供政策協調和研究的位置。和尼克松、福特兩任總統的8年裡國安會開了125次會議相比，卡特任內，國安會只開了10次會。 　　1981年裡根時期，國務卿和國安會的權力都在提升之中，存在互相重叠的區域，導致兩者之間經常出現摩擦。不過國安會還是稍微占據了上風，在加勒比海、中美洲和中東執行的一些外交行動中，國安會發揮了重要作用。1989年老布什擔任總統，副總統任內的8年經歷和在裡根任內參與國家安全事務的經驗，促使他對國安會的職能做了重新定位。在他任內，國安會與各決策機構之間維持了較為協調的關係。在老布什任內的重大外交行動中，比如沙漠風暴行動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都有國安會的影子。小布什時期，國安會在其推翻薩達姆政權計劃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奧巴馬任內，致力於強化國安會的職能，將對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新領域也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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