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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既有增長動力不斷減緩,中國必須尋求中等增速條件下效率改進之道。 |
中評社北京12月26日訊/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六項主要任務內容,短期內中央希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來保持適當的經濟增速,在中長期則希望通過加快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關鍵領域的改革來防止有水分經濟增長現狀的持續,探索出一種能使經濟保持持續活力的增長機制,以實現有效經濟增長。因此,深刻理解並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關鍵在於各級各地政府切實轉變經濟增長觀念,切實認識到關鍵領域改革的時間窗口已不容再失,並採取有效措施打造內生經濟增長模式。如若不然,不僅有可能跌入“新興大國陷阱”,更有可能在全球頂尖層面的經濟競爭中輸給主要發達國家。上海證券報發表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章玉貴文章如是說。
文章稱,有人預計,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後,會有持續三至五年的投資熱潮,進而拉動未來10年中國經濟年均7%的增長。文章認為,看明年的中國經濟政策基調,投資還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但決策層早就明白: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肯定不是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或者說政府主導下的投資與出口。因為剖析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機理,即使是有效的宏觀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經濟增長的誘導因素,本身並不構成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而從資源禀賦和市場空間來看,這些年來,儘管中國的人口、勞動力資源、市場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間,卻始終未能孕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至多只是形成了某些做大財富蛋糕的基礎性條件。林毅夫主倡的“後發優勢”,現在看來其實也只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種可能條件。
如果說,從1978年到1997年這20年中,在市場主體發育不健全或投資主體尚未完成制度性轉換時,政府作為最主要的投資主體扮演著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導者和推動者是合乎中國經濟發展內在邏輯和國情的,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框架確立之後,在民間投資主體不僅有實力而且更有意願承擔起經濟和社會職能時,政府在本應競爭性的市場領域適時退出,不僅有必要而且日漸顯得迫切。然而,過去15年來,儘管轉變政府職能的改革呼聲不斷提高,但各地方政府依然把追求經濟增長指標作為施政的第一偏好。實際上,這是扭曲了政府應有的服務職能而漠視經濟增長福利效應的短視行為。當國家已經積累了相當的財力,初步具備了建立健全社保體系的基本物質條件之後,有序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突出矛盾,改變可供民眾分配的最終財富較少以及民眾消費的產品高度市場化的格局,不僅是適應經濟轉型的當然之舉,也是破除制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瓶頸的配套制度改革。顯然,在這方面的表現尚難盡如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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