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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陷入兩難困境

http://www.CRNTT.com   2012-10-12 08:07:32

文章稱，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相似。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等東亞經濟體通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曾經取得了二十來年高速增長的優良成績，但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宏觀經濟大問題。在危機發生後，東亞各經濟體表現各異。其中，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重的衝擊，但是他們一方面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一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改革措施，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現在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創新都達到了世界級水平。 　　這幾年中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盡其所能，採取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穩定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經濟經常處在非常緊張的狀態，稍有閃失就會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機。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時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了，中國的底子還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還很低，一 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根本的出路還在於是解決增長模式的問題，或者如“十二五”規劃講的，“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 　　文章分析，至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並不理想的原因何在？首先，是因為存在認識方面的障礙。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都是由大規模的投資支撐的，因為按照斯大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基本原理”，積累（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 　　雖然每一次增長的“大躍進”，都帶來了大災難，但直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大規模投資支持GDP高速增長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其次，是因為存在體制方面的障礙。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遇到的體制性障礙，歸納為四條：第一，政府保持著對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銀行信貸）的配置權利。第二，GDP增長作為幹部業績主要的標準。這兩條加在一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努力運用掌握資源的能力營造GDP增長政績。第三，現行財稅體制使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去追求GDP。從財政收入看，一半的財政收入是來自生產型增值稅，而生產型增值稅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依賴於物質生產部門GDP的增長；從財政支出來看，很多應該由中央支出的責任（在中國叫做“事權”）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籌錢才能夠承擔起他的支出責任。結果，地方政府必須努力提高GDP的增長速度。第四，從計劃經濟沿襲下來的生產定價制度通常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 助長了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投資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還得益於以下因素：改革開放解放了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使大量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通過對外開放和引進國外先進裝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資源投入和效率提高雙重驅動，其中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左右。與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較，這自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進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好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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