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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亞生：中國模式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2-03-09 09:40:30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 (攝影/孔令琰) 　　中評社北京3月9日訊／“通過分析拉美國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騰飛以及80年代經濟停滯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謂的“中國模式”不存在且極其危險；而通過觀察印度經濟近些年的穩健發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鑒其成功之處，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更好的“軟環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印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選擇所謂的“中國模式”是成功的。基於對中國經濟成功經驗的借鑒和印度已經在“軟件設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規劃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觀基礎在宏觀經濟指引下健康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有可能超越中國。”財經網今載學者黃亞生的文章“中國模式不存在 印度或超越中國”如是說，詳論如下： 一、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 　　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之際，中國仍然成功實現了GDP增長率“保八”的既定目標。中國國內旋即有一批官員和學者開始響應由《TIMES》雜誌前編輯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於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識”[1]，即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熱衷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確“中國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國模式”包括中國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這一模式背後的文明價值觀。 “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這幾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要全面地探討“中國模式”是個複雜的工程[2]。根據目前中國的主流觀點，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等因素，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視角下對部分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發展路徑選擇以及政治制度選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尤其是對與當前中國具有相似發展歷程和發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國家進行考察，均可發現所謂的“中國模式”無論從成功經驗或發展欠缺的角度，或是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都並不獨特。 　　就成功的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於東亞各國。學界早已對東亞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原因達成共識，亦即歸功於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雖然在政府的干預下)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大規模投入。中國的情況和東亞各國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歸納為這麼三個方面：第一，是社會投資。比如推廣基礎教育、消滅血吸蟲、消滅赤腳醫生、建設農田水利等。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70年代對公共教育和衛生進行了巨大的投入，這些投入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第二，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是市場化的成效，本質上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區別。第三，從政治上來看，中國推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約束自己的權利，避免對市場經濟過度干涉。 　　就發展的欠缺方面來講，其不足之處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或許以“中國模式”的一個典型區域實踐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備受國內很多學者贊許的 “上海模式”就是這樣一個案例，實際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種“國進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對經濟強有力的干預，外商投資獲得過度發展，中小企業生存空間人為壓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奉行著“犧牲內資，扶持外資”的政策。更嚴重的是，被政府奉為圭臬的“GDP中心論”為加強國家主導、發展城市、犧牲農村、支持大企業、犧牲小企業的行為提供了頑強的理論基礎，最終導致居民個人收入增幅極其有限，中國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遠。而在曾經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困擾著眾多國家，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泥淖。以巴西為例，巴西的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的大量存在嚴重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巴西的“強迫工業症”造就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數量普遍過低，居民個人收入增速遠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拉美國家曾經的發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困境。 　　可見，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並不存在的。無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還是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這些都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沒有實質區別，而中國所擁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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