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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緬甸拒中國建壩之惑(下) | |
http://www.CRNTT.com 2012-02-21 10:52:14 |
其實在克欽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軍政府安排的克欽國會代表吳載勇吳也照樣抨擊密鬆工程,其實也就是抨擊與中資公司合作的軍政府。我們在仰光會見的一位克欽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對塔瑪多與KIO都有批評,認為兩者都是軍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壞環境……她說克欽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問道:那麼塔瑪多有可能與KIO言和嗎?她說塔瑪多就是要消滅KIO,言和也是假的。我問:那麼KIO有可能打敗塔瑪多嗎?她說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沒有這個能力。我說,其實和平無非只有三種可能,要麼雙方言和,要麼以一方消滅另一方來結束戰爭,或者是KIO打敗塔瑪多,或者是塔瑪多消滅KIO。既然前兩種可能都沒有,那就只剩下最後一種可能:如果和平是通過塔瑪多消滅KIO來實現的,克欽人民能接受這種和平嗎?她說:當然不能接受!我說,那就是說他們還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這種抵抗無法取勝,和平因而也沒法實現?她想了一下,嘆道:的確是這樣,我們再不滿意KIO,也不能接受他們被消滅,哪怕這意味著要和塔瑪多打下去。 這就是克欽民族的悲劇啊,如果整個國家不變革,克欽問題是沒有出路的。 而克欽問題如果找不到出路,在這個地方投資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會如何呢? 你不干涉內政 內政要干涉你 顯然,在緬北少數民族地區尤其是克欽邦這種地方,中國要進行大規模投資,所謂“不干涉內政”其實是做不到的。因為從二戰以來中國其實一直是這裡“內政”中的重大參與方和利益相關方。抗戰時中國軍隊為了生死攸關的緬甸通道在緬北浴血奮戰,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國”把“舊中國”趕出爭議區,1960-1980年代中國向緬甸“輸出革命”支持緬共搞割據,而現在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是極力從這裡脫身的。當時中國對緬共停止“輸血”,緬共覆滅後又對其蛻變出來的各“民地武”實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謂“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認,組織上不往來,軍事上不支持,經濟上不援助),極力撇清關係。而那時中國與緬甸軍政府建立的正常關係也沒有熱到奇特的程度。當時的軍政府與“民地武”關係也比較緩和。可以說,那時候中國、緬甸軍政府與“民地武”三角關係的每一邊都既非劍拔弩張,又非親密無間,中國對那裡“內政”的影響也降低到歷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緬甸的官民能夠相安而中資也不需要大舉入緬,這種狀態也許就持續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況就發生變化。首先是緬甸獨裁的軍政府內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較開明的欽鈕被清洗後,民族和解與民主進程都大大倒退,緬族內部的官民矛盾與塔瑪多和民地武的衝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過去幾十年與中國形成的關係千絲萬縷,遠不是“四不”所能了斷。由於他們與軍政府關係仍不正常,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強與中國的“邊貿”以解決財源,開始是沿襲緬共末期的毒品經濟,給中國和國際上都造成很大麻煩,後來在各方的壓力和幫助下逐漸改邪歸正,轉而依靠中國的經濟繁榮,全面向中國開放和招商引資,通過中國分享“全球化紅利”。結果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經濟也日益“中國化”,中國公司中國錢、中國通信中國話都大行其道。猶如中國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國實現了勝於內地的特殊繁榮一樣,各民地武中心城鎮也成了緬甸的“小深圳”,取得了與內地封閉的緬族城市形成鮮明對比的特殊繁榮。但同時“中國模式”的許多弊病也在這裡得到集中體現。各“民地武”這樣做,固然一是為了解決自立的財源問題,二是為了替代毒品經濟,改善國際形象,但顯然更重要的還是第三:高度“中國化”、大幅增加與中國的利益相關,也有一旦與塔瑪多攤牌時迫使中國介入的深遠考慮。儘管進入這裡的主要都是中國民間中小商家,中國的特殊體制對於他們的利益受損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體現的一樣。但是經過30年改革,中國的輿論空間、尤其是網絡輿論空間已經大為擴展,果敢事件中中國商民受損引起的輿論壓力已經不小,如果這種現象愈演愈烈,中國事實上是很難堅持不介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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