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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道玉：一蓑煙雨任平生

http://www.CRNTT.com   2011-06-04 09:59:24

他回答了兩條，一是自己的禀性不適合做官，自己的風格是“思若大海，行為天馬”，“不違心，不惟上，不當工具，不做奴隸”；二是他認為做官與做學是兩個不同的“道”，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認為他說的是心裡話。他的目的是要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和現在許許多多的人在那裡不遺餘力的鑽營，不惜一切代價去“買官”，去“跑官要官”，去蠅蠅苟且的人相比，劉校長是個“異類”，但是，正是這種異類的性格，才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清高和獨立性，體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純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國，知識分子謀官容易，知識分子獨立最難！   　　自漢以來，儒家學術被定為一尊，世代的讀書人都深受其影響。然而正如福澤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當官；讀書――入仕――實現抱負，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於“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讀書人更關注社會，這雖然比過去那種一心讀經的腐儒有進步，但其過度發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態和對政治的依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點是“以天下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動輒以天下為己任，如不能立即實現就心緒不寧，坐臥不安，要實現天下己任就要為官一方，除此之外，別無它途；獲得當朝欣賞者，則志得意滿，趾高氣揚。“春風得意馬蹄急，一夜看遍長安花”。預示著加官進爵，封妻蔭子；如得不到當朝欣賞，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為官，則惶惶不可終日，焦慮不安。   　　李澤厚呼籲中國知識分子“保持理性”和追求“自由主義”，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本能的在政權之間選擇和歸附，急於效力，自覺不自覺的捲入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很難冷靜地超脫地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日本學者福澤渝吉在明治維新前後，始終保持一種冷靜的氣質和穩定的心態，既不遵從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維新政權。正是這種超然獨立立場，使他在關注國家和民族命運時避免了被大眾思潮和時尚的影響，真正為國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成為在民族轉折的重要時刻清醒的指路人。   　　知識分子很難保持獨立，從外部環境看，中國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專制主義，總是在誇大一種對立，一種衝突，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狀態，非好即壞，非正確即錯誤，非進步即反動，互相威脅，非此即彼。這種逼仄的精神空間，使得知識分子總是要被迫面臨一種選擇，這就很難從一個更高的角度和一個更超然的立場來把握歷史發展的規律。從內部和自身的原因上分析，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受到“事君”的鼓舞，以致 “太激進，太焦慮”，急於實踐自己的理想。   　　劉校長不願意當官，不是不願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這個大事，就是辦教育。武大校長的位置，就是他辦教育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說過，之所以不願進京，不願當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離開武大這個舞台。   　　也有人反問：既然你不想當官，為什麼又當了那麼多年的校長？   　　他回答是：校長不是官。如果認為校長是官，那也是個“學術官”；另外，看你以什麼態度來當校長，可以把它當官來做，也可以把它用來幹事業。   　　我想，劉校長是深諳究竟怎樣去當一個校長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在事實處於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這個年代最重要的，不僅僅是發展生產力，而是發展文化，這種時刻，最需要知識分子的遠見，最需要知識分子代表社會良知來發言。而這個時候的大學，應當是知識分子自由表達的最好舞台。   　　中外歷史證明，一個大學校長，往往能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導師，成為一個民族在歷史轉折時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運動時期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德國在復興前夜的柏林大學校長費希特；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慶應大學校長福澤渝吉；以色列在猶太複國運動中的希伯箂大學校長魏茨曼…。歷史上，從來沒有那一個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學為核心的，而大學校長，則是這所大學的靈魂。   　　我想，劉校長是很懂這一點的。在他任上的武漢大學，實際上是承擔了自由思想交流的舞台，從以後對他的批判中可以反證這一點。有人攻擊，說武漢大學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搖籃”。在他被免職以後，他在88年10月26號寫給李為的信中說：我之所以不再複出，是因為環境，年齡以及個人價值觀等因素決定的。是的，我並不為年過半百自憂，壯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盡在無端的摩擦中去，我願獻給自由的文化，科學，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這貢獻也許不是一官半職所能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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