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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千帆：政府主導改革危患何在？

http://www.CRNTT.com   2011-03-04 09:51:11

政府主導改革的危患 　　然而，近20年的改革恰恰是由政府主導的。1993年起實行的幹部考核體制將官員命運和改革力度巧妙結合起來，GDP成了評價官員政績的主要標准。作為客觀經濟數據，GDP確實和地區經濟發達程度及人民生活水平相關，但是一旦成為考核官員政績的主要標准，GDP增長不僅未必等同於社會財富增長，而且可能成為社會畸形發展的代名詞，進而蛻變成各級官員為自己謀利的工具。 　　GDP思維表面上看是重視社會發展，實際上由此帶來的盲目“發展”和公權濫用是中國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在經濟發展成為“硬道理”的前提下，各級幹部想方設法、不擇手段提升本地GDP數字，其訣竅除了招商引資，就是城市改造和農村城市化。各地政府大肆徵地拆遷，美其名曰“發展”，實質則常常是擾亂社會正常生活秩序和經濟自由發展規律，結果不僅造成環境惡化、資源浪費，而且因為濫征亂拆、克扣補償而產生大批失地農民、城市“釘子戶”和未安置移民，由此引發大量“上訪”和群體性衝突。 　　從這個角度看，2001年施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就是一次缺乏人民參與下發生的制度倒退；它在沒有廣泛徵求民意的情況下，將原先的實物補償改為貨幣補償，取消了先安置、後拆遷的原則，並授予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不受控制的徵地拆遷權力，形成了根深蒂固、難以撼動的地方既得利益堡壘，同時造成全國成千上萬唐福珍式的個人悲劇和群體衝突。這些衝突和悲劇充分驗證了一條簡單道理：一旦人民缺位，那麼改革必然停滯甚至發生倒退。 　　在沒有人民參與的政府主導下，即便良好的制度改革也會變形。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被普遍認為是對中國稅制的重要完善，有人甚至將其譽為中國的“財政聯邦主義”。但是分稅制不僅沒有像通常的財政聯邦主義那樣強化地方自治，反而一舉扭轉了國家財政總收入占GDP比例以及中央財政占總財政比例逐年下降的雙重趨勢，開啓了這兩個比例逐年上升的“國進民退”時代，成為強化中央財政和國家作用的制度基礎，為“土地財政”埋下了禍根。這次良性的稅制改革造成了不少地方入不敷出的分配後果，促使地方政府以“發展”的名義通過徵地拆遷、壓低補償等途徑再次向人民伸手。 　　事實上，如果沒有人民參與，整個公共財政必然淪為政府官員的私人“小金庫”。無論稅收在中央和地方各級如何分配，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即使和發達國家相比也不算低，更不用說除了財政預算之外政府還有各種名目的收費。但是這筆高達數萬億元的資金用到哪裡去了呢？這是一個比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分配更為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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