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啟超和他的妻兒們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15 12:05:23 |
尚書指婚，傳為佳話 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告訴我，我有一個很風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我應叫他公公。雖然公公於1929年就已去世，我從未見過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長得很帥，風度翩翩。 1891年公公梁啟超19歲時與婆李蕙仙結婚，婆比公公大4歲，是清朝禮部尚書李端的堂妹，光緒十五年（1889）李以內閣大學士銜典試廣東，當時年僅17歲的梁啟超參試，他的文章立意新穎暢達，受到李的賞識而中舉，李端當即看上了這位才貌雙全的小夥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啟超為妻，婚禮在北京李家舉行，由李端親手操辦，他們完婚後始終恩愛如初，在學術界傳為佳話。 李蕙仙婆雖出身名門，自幼熟讀詩書，家庭生活也較優裕，父親很寵愛她，但她這宦門閨秀與寒素之家的梁啟超結婚後，第二年，1892年隨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廣東新會縣茶坑村，這也是她堂兄李端對她的要求，覺得她應當回去拜見翁姑，去盡晚輩的禮儀。梁家是個貧苦家庭，祖父、父親都靠教書維持生活，過著半耕半讀的日子，只有幾間房屋。儘管清貧，但梁啟超的父親還是把一間古書室布置成新房，讓新婚夫婦暫住在這裡。 這間書屋起名“怡堂書室”，是梁啟超的曾祖父建的，這種環境對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長大的姑娘來說的確十分艱苦，南方炎熱潮濕的天氣，加上生活習慣的不同及語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難，但李蕙仙沒有任何怨言和不悅。她努力適應南方的生活環境，盡力操持家務。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當時梁啟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帶著女兒思順避難澳門，梁啟超的父親梁寶瑛（蓮澗）也帶著其他家屬一起避居澳門，當時境遇艱險，新會原籍雖然有查搜，但沒有釀成大禍。梁啟超惦念著家眷的安危，給李蕙仙寫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公公說：“南海師來，得詳聞家中近狀，並聞卿慷慨從容，辭色不變，絕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當時李蕙仙在極艱險困難的情況下，代替梁啟超服侍老人，撫養幼女，使梁啟超很感動，信中不斷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啟超最掛念父親，信中寫道：“大人遭此變驚，必增抑鬱，惟賴卿善為慰解，代我曲盡子職而已，卿素知大義，此無待餘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寫道：“大人當此失意之時，煩惱定不知幾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遠在國外，侍奉之事，全托之於卿矣。卿明大義，必能設法慰解，以贖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謝而已。卿我之患難交，非猶尋常眷屬而已。” 從這些信中可見梁啟超對父母的孝心和他們這對患難夫妻之間的互敬互愛、互相信任的不尋常的感情。 “閨中良友”是髮妻 李蕙仙是大家閨秀，也是梁啟超的閨中良友。她意志堅強，遇事果斷，雖然她在澳門時日子過得很孤寂，並在給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悶，但當她知道梁啟超要游歷美洲，決定暫緩接眷屬去日本時，她能顧全大局。梁啟超在《壯別》詩中寫道：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顔。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 這種氣概和心情的背後包含著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於同情心，是一位很仗義的女子，1899年，梁啟超接她們母女去日本時，她還帶去娘家的親戚和小孩，並一直扶養接濟他們。從日本回國後，住在天津時，也撫養了很多梁家和李家親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啟雄（梁啟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啟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濟上學，並長年住在梁啟超家。後來，七公梁啟雄成為著名的哲學家，對荀子有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兒，11歲時就到梁啟超家，讀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讀燕京大學4年全部都由梁啟超、李蕙仙資助，後來她嫁給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媽。 婆還是當年婦女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刊物《婦女報》的主編之一。與那時的“小腳老太”不一樣，她曾去過全國十幾個省份，也曾出國探親。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複發，這次癌細胞擴散後和血管相連無法再動手術了。婆終因病情嚴重醫治無效，於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終年55歲。梁啟超在當年《晨報》紀念增刊所寫《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裡，自述了他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環境的酷待，情緒十分無力，我的夫人從燈節起臥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極人間未有之痛苦，自初發時醫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來，耳所觸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兒女的涕淚。……哎，哀樂之感，凡在有情，其誰能免？平日意態活潑興會淋漓的我，這回也嗒然氣盡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後一天，全家把她的靈柩安葬於北京香山臥佛寺的東面風景秀麗的小山上。 堅韌“王婆”挑大梁 我有兩個外婆，李蕙仙是梁啟超的原配夫人，兒女們稱呼她“媽媽”，她有3個子女長大成人：大姨梁思順、二舅梁思成、我的媽媽梁思莊。 王桂荃婆是梁啟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兒女們稱呼她“娘”，孫輩稱呼她“婆”，雖然她不是我的親外婆，但她和媽媽思莊的感情如同親生母女，待我也如同親外孫女。她生的子女有6個長大成人：三舅梁思永、四舅梁思忠、五舅梁思達、五姨梁思懿、六姨梁思寧、八舅梁思禮。 婆的身世很悲慘，4歲時不幸父親猝死，繼母虐待她，她從4歲到10歲被人轉賣了四次做丫頭。最後隨李蕙仙來到梁家，那時她已十幾歲，梁啟超才給她起了個大名，叫桂荃。1903年，她18歲時在李蕙仙的主張下和梁啟超結了婚。公公說婆“是我們家極重要的人物”，二舅思成說：婆是個“不尋常的女人”。 她雖出身貧苦，沒有機會讀書識字，但自幼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後，接觸到日本現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開闊了眼界，很快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東京話。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項意圖的忠實執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並負責家務方面對外聯繫。她負擔著一大家人的飲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顧著孩子們，她每天督促孩子們做作業時，坐在一旁聽孩子們讀書、寫字，她也跟著讀，就這樣她學會讀書看報，還會記賬，寫簡單的信。她同樣也很理解公公的事業，為了使公公專心工作，她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二舅思成、媽媽思莊雖非婆所親生，但他們都是在婆的撫育下成長的，他們尊敬婆如親生母親，以至我小時候一直認為她就是我的親外婆。 婆的生活十分簡樸，自己的吃穿都很節省，但對兒孫們和親友都很大方，經常接濟他們。 婆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斷地接受新鮮事物，她每天看報，聽廣播，因此對國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以和子女們交談、議論，並發表自己的見解。 婆的性格堅強，富有獨立性，1929年公公去世，沒留多少遺產，兒女們大多還在讀書，經濟上還不獨立，八舅思禮才5歲，是婆苦心把家維持下來，繼續把兒女都培養成才，並想方設法把八舅送去美國深造。在我的印象中，婆從來也沒有發愁的時候，她總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難和考驗。 婆很有生活情趣，喜愛旅遊，她平日在北京也到各公園走走，最令人佩服的是1957年，她已年過七十，只身一人從北京興致勃勃地去杭州游西湖，並在歸途中特意去了黃山。 婆也很幽默，這是和公公長期相處形成的性格，常講笑話和各種故事給孫子們聽。當年二舅思成學建築，三舅思永學考古，四舅思忠學軍事。她曾經非常風趣又得意地對別人說：“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裡，思永又去挖房子。” 婆很謙遜，善於處理家內外的人際關係，她以一個普通家庭婦女的姿態出現在鄰裡之間。人們都和她相處得很好。在家裡她把自己的愛給了每一個子女，注意教育孩子們互相愛護，她非常注意“一碗水端平”，她對家人從不無端地發脾氣，或傷害別人。她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但“文革”十年浩劫卻沒有放過她，給她一生的最後歲月帶來了噩運，作為“保皇黨梁啟超的老婆”，婆的全部財產被抄盡，手帕胡同住房被侵占，自己被趕入陰暗的小屋裡，85歲高齡每天還要出來掃街，這時她已是腸癌晚期，終於在1968年離開了人間。去世時婆孤單一人，兒女們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動學術權威”。 文章來源: 天天新報 子女個個皆才俊 梁啟超有9個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長： 梁思順（令嫻）（1893—1966），是梁啟超的長女，生於廣東新會，她自幼愛好詩詞和音樂，從小梁啟超就在家中教她讀書，曾編有《藝蘅館詞選》。此書1908年初版。抗日戰爭前和1949年後多次再版，頗受讀者歡迎。此書也是研究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資料。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築學家，梁啟超的長子，生於日本。他是第一個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我國古建築進行分析研究的學者，開拓了中國建築史的研究道路。1937年完成了我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完成了他的“中國建築史要由中國人來寫”的夙願，樹起了中國建築史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 1945年抗戰勝利後，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解放後，他親自領導並參加了國徽圖案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十年動亂中受盡屈辱和折磨而含冤去世。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學家，梁啟超的次子，生於澳門，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隨後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秋季參加山東歷城（今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1934年出版了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這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思忠（1907—1932），梁啟超的三子，生於日本，後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回國後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貽誤治療而去世，年僅25歲。 梁思莊（1908—1986），梁啟超的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生於日本，1926—1930年間就讀於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基爾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30—1931年就讀於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獲圖書館學士學位。1980年當選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北大圖書館的幾十萬種西文圖書的目錄都經她親自或指導編制而成。 梁思達（1912—2001），梁啟超的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生於日本，1935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系，後留校做研究生，於1937年畢業。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任職。1949年在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任職，後改為國家工商管理局。 梁思懿（1914—1988），梁啟超的三女，主要從事社會活動，早年在燕京大學讀書，初念醫預班準備升入協和醫學院學醫，後為了參加革命轉入歷史系。她曾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幹。後參加學生流亡隊伍。1941年到美國學習美國歷史。她先後在山東醫學院、山東省婦聯工作，後調到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梁思寧（1916—2006），梁啟超的四女，生於上海，在南開大學讀一年級時因日軍轟炸學校而失學。1940年在五姨思懿影響下投奔新四軍，她參加革命工作數十年。 梁思禮(1924— )，梁啟超的五子，梁啟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41年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獲學士學位，接著在辛辛那提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初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並參加國務院組織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負責起草運載火箭的長遠規劃。1987年他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被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7年9月作為全國十名有突出貢獻的老教授之一，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 摘編自《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 吳荔明 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