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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五四，先民主再愛國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09:34:30

中評社北京5月3日訊／中國江西網日前登載文章“徐友漁：五四，先民主再愛國”。文章說，民族主義終於在上世紀90年代再浮現出來，其背景和原因是，在國內風波和蘇聯東歐巨變後，有人認識到並積極獻策：中國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局限於以前的教育、宣傳手段不足以應對新的形勢，轉型時期的中國需要借助於民族主義以整合思想人心，增強凝聚力與合法性。全文如下： 　　“五四”運動以陳獨秀倡導的“德先生”、“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著稱，但它同時也是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覺醒和民族主義感情高漲的起點。北京大學學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火燒趙家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巴黎和會條約上簽字，反對軍閥政府把山東權益出賣給日本的秘密條約。 啟蒙興於“五四”，衰於抗戰 　　其實，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不斷遭受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不平等條約一個又一個強加於中國，為什麼民族主義遲至五四才興起？原因大致有這麼兩個方面：第一，民族主義是歐洲近代隨著民族國家建立而產生的社會思潮，中國歷來只有自以為世界唯一、自我中心的“天下”觀，民族主義是西風東漸後慢慢傳到中國來的；第二，滿清王朝的統治對於中國廣大人民而言是異族統治，利用民族主義抵禦外敵對於滿清統治者而言具有引火燒身的潛在危險，滿清統治者是利用嚴格尊奉儒家教義來取得統治的合法性，所以，鴉片戰爭之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維護皇權和強調“華夷之別”，即專制主義加文化民族主義。 　　“五四”的民族主義與此剛好相反，用民主反對專制，用啟蒙和學習西方反對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一代人認為，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是維護專制皇權的工具，而專制統治的壓迫導致民愚國弱，這使得中國無力抵禦外敵入侵。所以，在“五四”時期，愛國、反帝、民主、啟蒙這些價值是內在統一的。 　　“五四”之後，上述價值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保持了很長時間，當然，在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政黨政治中，民主和啟蒙的色調會消退一些，但不論是國共兩黨，不論在北伐期間還是在蘇維埃革命運動中，“愛國、反帝”等民族主義的訴求都是響亮的口號和必須搶占的道德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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