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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我始終沉迷於17世紀的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4-04-07 10:21:14  


 
  “講故事”的人

  海登·懷特在談到歷史學家所陳述的“事實”時認為,歷史學家必須認識到所謂“事實”的“虛構性”,“事實”是由論者先驗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決定的。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甚至直言:當代史學所關心的并不是“說明”而是“解釋”,即企圖重建作為它的文本的各種社會表現意義。

  事實上,“歷史真相”和“歷史叙事”之間的關系和矛盾一直是歷史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這在史景遷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史景遷的博士生鄭培凱在評價自己的導師時說:“史景遷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但長久以來,史景遷“說故事”的叙事方式在讓其作品暢銷的同時,也伴隨不少爭議。譬如,在《王氏之死》中,史景遷參考的資料包括1673年的《郯城縣志》、官紳黃立鴻於十七世紀九十年代寫的私人回憶錄和筆記,甚至蒲鬆齡小說《聊齋志異》,他通過一個小縣城里婦女和情夫出逃并死去的故事,試圖呈現出十七世紀中國郯城的全貌。

  史景遷的行文非常具有代入感,但也令一些歷史讀者對他充滿細節描寫的句子頗為不適。在《王氏之死》中他寫道:“荷花在冬天的綠水里綻放,花香隨風而來,有人想把花摘走,但當船過來時,荷花飄走了。她看見冬天的山上布滿了鮮花,房間里金光耀眼,一條白石路通向門口,紅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著花的枝頭從窗外伸進來。”在《中國皇帝》一書的開頭,史景遷甚至這樣寫道:“在遙遠的北部荒疆,生活著一群野鵝,這群小有名氣的野鵝,在嚴冬來臨中國之前,飛離北疆而抵達中國。邊境上的衛士常以它們作為嚴寒即將來臨的標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們蓄養在暢春苑的水邊,它們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或許是最獨特的一本帝王傳記。歷史學家許倬雲曾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能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還有傳言說,錢鐘書當年訪問耶魯時,曾在私下戲稱史景遷為“失敗的小說家”。

  十年前,在與漢學家盧漢超的對談中,史景遷這樣為自己“辯護”:“將歷史和文學合而為一,和將歷史和小說合而為一是大不相同的……我想文學更是一種哲學傳統,如果我把文學和歷史相結合,這只意味著我對史學的寫作風格有著激情。你可以說在歷史學者中我比較注意寫作的效果,我試圖把一本書建立在這樣的架構上,使其既在一個層次上准確,又在另一個層次上表達感情和給所述故事以更豐富的背景。這就像運用藝術一樣,使歷史寫作接近藝術以取得更深層的效果。我想這對我來說是一種自覺,因為我熱愛西方傳統中的文學人物。”

  在他看來,中國的史料叙述本身就已接近說故事:“我認為中國過去的史料就像故事一樣有意思。”史景遷說:“我的書并不是沒有分析和論證,而是不把觀點強加給讀者。讀者可以通過閱讀故事,更好地進入歷史,探索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對讀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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