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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館市堅持61年祭奠二戰死難中國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直到高中二年級,穀地田才第一次“進城”,到了花岡。他是騎自行車來聽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演講。

  當時,他一點也不知道花岡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國人死在他聽演講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歲的穀地田恒夫家里困難,再也無法支撐他的學業了。念到大學二年級的他回到家鄉,當了郵遞員。

  在1914年,穀地田先生母親出生的那一年,秋田縣的工會組織成立了。在當時日本政府統治下,活動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撓和鎮壓。但工會還是成為了後來當地左翼運動的源頭。

  “農民和礦山的人,工會活動已經進入了生命中。”穀地田恒夫說。工作後,他自己也參加了工會,長期擔任日本勞動組合聯合會大館協議會事務局長(相當於大館市的工會組織負責人——記者注)。

  他工作的郵局就正面對著共樂館廣場。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岡暴動。

  “和同事前輩吃飯喝酒的時候,人們自然就會隨便地聊起戰爭經歷,比如說誰去中國參過戰,負了傷,用便盆吃過飯……但都不是什麼嚴肅的談話。”

  最後,他是偶然在朝鮮人賣酒的店鋪里,第一次聽說了花岡事件。

  這震驚了年輕的穀地田,在他心中,不亞於原子彈爆炸:“作為工會會員,我知道東京、廣島、長崎有反對原子彈運動。那花岡也發生了重要的中國勞工暴動事件,為何花岡不做和平運動?”

  從1952年開始,大館人把“花岡暴動”的6月30日定為“和平紀念日”,每年為死難中國勞工舉行追悼大會等各種紀念活動。

  穀地田恒夫是這個過程的親歷者。“上世紀50年代開始,大館市當地的和平運動主要是工會發起的。一開始我們是以勞動者生活改善為中心,然後發展到和平運動。”

  1963年,在花岡町的十瀨野公園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傳募捐下,高大的“中國殉難烈士慰靈之碑”樹立起來。碑的背面銘刻著每一個殉難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會就在碑下召開。

  1969年開始,29歲的穀地田恒夫開始宣傳花岡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國勞工逃亡過的獅子森山,為大館人講解這段歷史。

  登山的工會成員平均在20~50人規模。“上世紀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個人來。年輕的工會會員平時答應得很好,最後卻都推說有事來不了。我真的很生氣,想明年絕對不幹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個人來了。”

  他沒想到,這一幹,就堅持了44年。

  1985年,大館市舉行“花岡慘案”第40次慰靈活動,新華社為此播發新聞。這驚動了河南省襄城縣的一個人。

  他就是當年差點死在花岡的暴動發起人耿淳。他看到後,夜不能寐,帶著試探的心情給一個人寫了信。

  信是寫給他的難友劉智渠。劉在1945年為橫濱B級、C級戰犯軍事法庭作證後,就留在了日本華僑總會。

  這一年,日本首相在戰後首次以官方名義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亞洲多國的強烈抗議。

  出乎耿淳意料,劉智渠真的收到了這封漂洋過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為此激動了:“歷史中的英雄,還活著!”

  1987年,大館市的戰後第42次慰靈大會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國人參與。

  時年73歲的耿淳應時任日本國會議員田英夫、土井多賀子、宇都宮德馬和時任大館市長山健之郎的邀請,再度踏上花岡的土地。當時迎接他的就是穀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會當天,中國殉難烈士慰靈碑前,已經謝頂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難友。他身後,是上百名肅立默哀的日本官員和平民。此事轟動了兩國,中日報紙均作了大量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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