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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非遺”:古琴、昆曲和香

http://www.CRNTT.com   2011-04-28 14:10:09  


 
  小姑娘戴曉蓮猶豫了,但她又在九叔公家里看到不少青年人來學琴,極其虔誠的神情甚至讓她困惑不解。“有一個叫馮舜欽的,是開公交車的,他痴迷古琴,彈奏,還在民間搜集。他三天兩頭來九叔公家,有時候為了一句旋律的精准表達,他不惜反覆彈上一百多遍。來得最多的就是吳文光、龔一、成公亮和林友仁,應該說他們是古琴沉默年代的中青年古琴家。龔一、林友仁住在上海,自行車一蹬就到,吳文光和成公亮在外地,要利用來滬出差的機會來拜訪九叔公。有一次,吳文光帶來了他的新改編曲《瀏陽河》,來九叔公家一彈,大家都興奮得不得了,原來古琴還能演奏符合時代要求的音樂!我對新事物也是很有興趣的,當即討教吳文光,九叔公馬上對吳文光說:‘對!教教曉蓮!’轉而又自嘲:‘吾已老朽,彈不了了。’”

  在張子謙“太笨了”的溫和責備聲中,加上油氽花生米的刺激,小學生戴曉蓮慢慢學會了看減字譜,簡單一點的古曲也彈得有點像了。九叔公家里來了客人,也會讓初生之犢為客人獻上一曲。“到了十三四歲,我就能彈他的老三曲《龍翔操》、《平沙落雁》、《梅花三弄》。那時他就誇我指力好,彈得輕重強弱各有分寸,他對我指甲的天生條件也很滿意。指甲的好壞在於,一是硬度,二是甲面的大小和弧度。在我考大學時考官還考察考生的指甲條件,現在根本不提了。”戴曉蓮說。

  “文革”終於收場了,彈古琴不再避人耳目。張子謙成了出土文物,來拜訪、看他彈琴的人越來越多,戴曉蓮由此見到許多古琴界人士,有些名頭還是很大的,比如沈仲章。由此她發現在中國玩古琴的還有這麼多人!也因此,她真切地感受到古琴家之間的情誼與人品,真如古詩所形容的那樣,絕對是高山流水,以心相托,或者清風明月。在這種氣氛熏陶下,加上自己的勤學苦練,戴曉蓮琴藝突飛猛進,1983年,她就與張子謙、沈仲章等大師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古琴打譜經驗交流會。

  一個學生,一個老師

  打譜,這是什麼玩意兒?簡單地說吧,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古琴曲譜有150多種,其中已經有700多首古曲沒有音響資料,也就是說後人不知怎麼樣彈奏,成了“絕響”。在古代學琴,一般是師徒口口相傳,琴譜只注明指法,不表明音符、音節的長度,不像五線譜那樣嚴謹記錄每一音符的高低、強弱、長短,拿起來就可演奏。那麼要使死去的古琴曲複活,必須由後人根據傳世的減字譜,悉心領會古曲的詩意與境界,慢慢破譯旋律與音符長短、輕重、徐疾、抑揚等密碼,使之成為一首可以演奏的曲子。這情景有點像給古文斷句、補字,但難度又遠遠不止這些,還得加上注釋,今譯等。一個大師級的古琴家,比如張子謙,一生中也就臨深履薄地打過十來首譜。

  “打譜是很難的,過去說是‘三年一大曲,三月一小曲’,打成一首大曲需要三年時間,打成了,要在圈子里試奏,大家認可了才行。專家不認可的話,你就白幹了。打譜如同作曲,有琴家個人的藝術創作在里面,也是琴家演奏風格的體現。”戴曉蓮說。

  張子謙在“文革”前就受聘於上海民族樂團和上海音樂學院附中,70年代後他被聘為上海音樂學院古琴專業教師,上音的古琴專業就此恢復。後來他又被聘為上音音樂研究所的特約研究員。那時候,戴曉蓮除了見到許多國內的古琴專家,還看到香港以及美國、日本等地的古琴家也相繼來上海拜訪張子謙。

  中學畢業後,戴曉蓮就考進了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這一年民樂系只有七個學生,其他六個都是從附中直升上來的,只有她一人是外招的。而整個古琴專業的學生呢,只有她一個人,第一個老師就是她的九叔公張子謙。這個情況很滑稽是不是?教是一樣教,區別僅在於從家門轉入校門,張與戴確定了官方的師生關係,上音則有了一個古琴專業。主要原因是上音沒有專門的古琴老師,後來教戴曉蓮的老師如姚丙炎、龔一,都是外聘的。看上去像做遊戲一樣,但自古以來的口口相傳提升為現代藝術教學模式。

  孤獨,並忘情地彈著古老的琴,這情景倒有點像坐在小溪邊彈琴的俞伯牙。果然,1985年畢業時戴曉蓮發現自己成了多餘的人,當時大學還是包分配的,但整個上海沒有一家單位有位子給她。其時,在《鄉戀》突圍之後,鄧麗君的情歌在嚴打之後還是像“一枝黃花”那樣瘋狂遍及神州大地,緊接而至的是台灣校園歌曲,再後來,輕音樂和電子音樂攜手而至,占領大小音樂會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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