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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要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http://www.CRNTT.com   2010-12-24 13:53:23

史觀 　　我一直認為，新文化運動不是從“五四”開始，不是從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開始的，早在鴉片戰爭前後，新文化運動就萌發了。即使後來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也是從辛亥革命後就開始了。現在再提出新文化運動，就要總結歷史經驗，要學習人類現代文明各種優秀的東西，不要再耽誤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 　　我一直很堅定地捍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風靡全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是新文化運動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對其基本論點不敢苟同。適逢中國文化書院邀請為“五四”70周年撰文，於是，一口氣寫下《五四怨曲試析》寄給該院。但三年後才在山東《哲學雜誌》刊出。 　　1990年，紐約聖約翰大學李又寧教授面邀為她主編的《胡適與他的朋友》或《胡適與他的論敵》寫點什麼。她想我寫金岳霖與胡適，我衝口而出說：我寫林毓生對胡適的批評吧。積鬱已久，一瀉千里，一篇《胡適與所謂“中國意識的危機”》便寄往美國。此文也還是直截了當地批評林毓生教授觀點的。可是，她編的《朋友》一一露面，《論敵》卻渺無聲息。後來在深圳大學景海峰教授編的《文化與傳播》上才得以問世，時在1993年。 　　說回到《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那篇文章，其實是2002年就在《東方文化》刊出的舊文。因為只印刷幾千份，影響不大。2005年年末，有一天李大同打電話來找我。他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他說在網上發現我這篇文章，感覺寫得很好，在《冰點》發表好不好。我說這篇文章已經發表過，你要是願意再發表，我同意。他很高興，就發了。沒有想到會引起那麼大的風波。 　　我寫那篇文章其實很謹慎，我認為我提出的兩個問題—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是沒有辦法反駁的，史料非常充足。其他我還沒有說，只挑了兩個反駁不了的事實說。引起軒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這篇文章出來以後，我倒沒有受到什麼影響。我已經離休了。我個人認為我的責任就是寫作，不參與其他事情。事件發生後，沒有任何人來找我談話。我自己也很寧靜，一點壓力也沒有，因為我非常自信，我對，那我為什麼要有壓力？ 　　今年我感覺到特別開心的一件事就是，9月份人民日報社主辦主管的一個刊物，叫做《文史參考》，一位編輯打電話來約我寫稿。說：今年是火燒圓明園150周年，希望我給他們寫篇重點文章。我就說我的觀點沒變，你能發表嗎？他說他們討論過了，能發表。結果我就寫了6000多字給他，《圓明園：苦難來自封閉與落後》，從題目就知道內容了。歷史真相畢竟掩蓋不住。 　　這篇文章其實跟當年《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觀點是延續的，核心觀點一點都沒變，而且我補充很多材料，講圓明園苦難的原因在哪裡。這個與我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係。文明史觀跟民粹主義是完全對立的。為什麼我要批評中國人做錯的事情，正是因為文明史觀，不能從狹隘的國家民族範疇中來考慮，而是要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那麼從整個人類的文明來考慮的話，你這樣來處理一些事情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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