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

深圳30年大逃港實錄

http://www.CRNTT.com   2010-12-08 12:15:25

村裡掀起了一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後的墻壁上，刷滿了大標語：“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田頭的井水邊，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語錄牌。一到天黑，就組織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等。 　　一時間，西坑村成了寶安全縣乃至廣東全省鼎鼎有名的“紅旗”。每天來這裡參觀學習的人絡繹不絕，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條小路。 　　但沒多久，這個精心構築的“社會主義教育堡壘”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壯年，包括當年反外逃的積極分子、民兵幹部都逃到了香港，有個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個8歲的男孩。 　　一個逃到香港的農婦甚至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死後，連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 　　真正的香港奇跡，是我們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淚創造出來的 　　對待逃港者，港英當局的態度也經歷了幾個階段。 　　一開始，香港政府雖然不承認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對這些偷渡者其實並不拒絕。逃港者們開始在街角、空地處用木板釘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樓天台上搭建，這也形成了一個後來香港報刊常用的名詞：“天台木屋”。 　　逃港者們從事較多的工作，是最為初級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業——粘紙盒、縫襪子、勾紗等。因為他們工作賣力，要求又低，正好為經濟開始騰飛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於逃港者的數量越來越多，港英當局的態度發生了轉變，開始實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於香港市民與逃港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親屬、朋友或者同鄉，這樣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對。 　　在陳秉安搜集到的許多香港報紙裡，都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萬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區附近的一座名為華山的小山上。據香港媒體的統計，平均一個逃港者，能與10名香港的親人、同鄉、同學、朋友發生聯繫，這等於牽動著30萬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個人要為華山山頭的情況擔心。 　　港府調集了數千名軍警，開始大規模的驅趕與抓捕。與此同時，先後有十餘萬名香港市民，帶著食品和飲水趕到華山，保護這些逃港者。根據事後的統計，大約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們的掩護下逃入市區。 　　許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聽命令，同逃港者擁抱在一起流淚。 　　最後，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的指令下，警察才終於開始執行命令，將這些逃港者強行拖到山下早已準備好的數百輛汽車上，準備第二天遣送回內地。 　　當晚，香港幾乎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動熄燈閉門，以示抗議。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停止了娛樂節目，許多電台開始現場直播華山的狀況。 　　第二天，當數百輛汽車排成長龍，緩緩向內地方向開去時，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場景出現了。 　　數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馬路當中，躺在地上，擋住了汽車。人群裡爆發出吼聲：“快跳車啊！”據事後統計，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圍香港市民的掩護下逃離了現場。 　　在陳秉安採訪的數十名後來在香港事業有成的逃港者裡，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類似的艱難時刻。他們從社會最底層做起，受盡白眼，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會，而且創造了許多“財富神話”。 　　曾有人做過統計，在上世紀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人。不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樂壇教父”羅文、“金牌編劇”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員。 　　在這些人中，陳秉安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個叫葉小明的企業家的故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