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現象：按下葫蘆起來瓢

http://www.CRNTT.com   2010-07-14 10:53:14

我們固然可以欣賞韓寒，但僅有一個韓寒顯然是不够的 　　中評社北京7月14日訊／“韓寒言說的成功表面上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其實與知識界人士的集體退場有關，也與他們的言說被裝了‘消音器’有關…當知識分子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後，韓寒卻拔地而起。他成為一個‘代言者’——代知識分子發言，繼而向社會進言。我想這就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蘆起來瓢’的道理吧。”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趙勇今日在南方網發表評論文章“韓寒現象：按下葫蘆起來瓢”，其內容如下： 　　韓寒的《獨唱團》已經上市，我想買一本瞧瞧，但它在學校門口的小書店裡卻並未現身，便只好去網上訂購。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我是希望這本雜誌能把文學性與公共性結合起來的，不過我也知道，在今天要想做到這一點也委實有些難度。《獨唱團》能否滿足我的一些期待呢？過兩天我就知道了。 　　既然沒辦法評論《獨唱團》，我就談一談韓寒現象吧。隨著韓寒的不斷言說及其影響力越來越大，對韓寒的封號也越來越多。此前我已見到“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公民韓寒”(《南都周刊》)、“韓寒就是當代的魯迅”(香港《明報》)等媒體說法，近來我又看到一些學者對韓寒的判斷或期許。比如，張鳴先生說：“就公共事務而言，別說官方，就是整個知識界，其影響力加起來都不及一個韓寒。”(《韓寒的影響力》)而崔衛平女士則把韓寒定位於“公民人文主義者”(《韓寒——公民人文主義者》)。 　　估計許多人能夠同意張鳴的判斷和崔衛平的定位，本人也不例外。但我更想弄清楚韓寒現象究竟意味著什麼，他的言說與我們這個時代構成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必須意識到，自由言說在今天是受到諸多限制的，這一點在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也由於“把關人”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思想出位者、話語越軌者的聲音便不大可能在傳統媒體上盡數傳遞。雖然作者與編輯共同努力之後，其言說經過種種“話語策略”的包裝或删改也能面世，但那已是相對“安全”的東西。從這一意義上說，知識界確實不如韓寒具有影響力，因為知識界主要還是通過傳統媒體向社會發言，他們的言說事先已被不同程度消解。 　　當然也不能完全責怪媒體，知識界人士自身也需要負許多責任。張鳴說：“像我們這些經過‘文革’的人，無論怎樣，都會有些怕。怕什麼呢？說不好，但就是怕。說話辦事，瞻前顧後。偶爾火壓不住了，話說得猛了點，就心裡一陣悸動，後怕得要死。經過政治運動的人，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這也難怪。但是，作為80後的韓寒，顯然沒有這樣的顧慮。”這是從年齡或政治恐懼症上考慮的結果。但除此之外，體制的“內”、“外”之分，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知識界人士絕大多數都在體制內求生存，謀活路，這一點已無須多言。而經過20年左右的適應與磨煉，“學院派”或“學院知識分子”大都已被“招安”。他們或者忙活於跑點晉升，或者汲汲於課題申報，成天緊張，終年辛勞，指望著換來著作等身，贏得業內名氣。不能說這種做法沒有意義，但長此以往，也強化了他們的專業意識，消磨了他們關注公共事務的熱情。而其中雖然也不乏公共關懷者，但他們有的遵從“言多必失”的前現代古訓，有的恭奉“怎麼都行”的後現代理念，只在私下場合議論，不在公共平台發言。何以為之？說到底還是涉及到“飯碗”問題：倘若出言不慎，便會砸了自家飯碗。知識界匯聚的都是聰明人，誰會幹這樣的傻事呢？ 　　相比之下，韓寒的言說便顯出了他的價值。迄今為止，韓寒的文章均在其博客發表，這就少了傳統媒體的種種限制，也少了言說時的種種顧忌。雖然他的博文有時也會遭到屏蔽或删除，但新媒體畢竟比舊媒介具有傳播優勢。而更重要的是，韓寒是職業賽車手和職業寫手，他靠比賽所得和版稅收入養活自己，而不需要在體制內混飯，這又造就了他的放言無忌。眾所周知，“敢說”與“會說”是韓寒言說的基本武器，但我一直以為，“會說”是一種才能，“敢說”則需要膽量。我相信，在當下中國，像韓寒般“會說”的知識界人士應該不在少數，但他們是否“敢說”，即使“敢說”，他們的言論在發表時是否會慘遭不測，卻是需要認真思考的。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對韓寒現象做出更準確的判斷。 　　因此，韓寒言說的成功表面上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其實與知識界人士的集體退場有關，也與他們的言說被裝了“消音器”有關。我曾經在一篇長文(《從知識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中談到過這一現象，但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當知識分子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之後，韓寒卻拔地而起。他成為一個“代言者”——代知識分子發言，繼而向社會進言。我想這就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按下葫蘆起來瓢”的道理吧。 　　而由此思考一些知識界人士對韓寒的欣賞，其原因也就變得不難理解。在我看來，韓寒說了他們不敢說，不便說，不會說，懶得說或者說了也白說的話，他們因此而感到欣慰，也因此而看到了某種希望。他們既在“80後”那裡找到了自己的思想盟友，也通過韓寒在想象中進行了一次仿佛是自己的批判活動。 　　但我以為，我們固然可以欣賞韓寒，但僅有一個韓寒顯然是不夠的。而韓寒的孤傲高標與其言說的大紅大紫，恰恰反襯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諸多病象。龍應台在談到這一現象時指出：“一個健康、開放、真正有創意的社會，裡頭應該有各形各狀的韓寒，不同種類的韓寒，各種年齡層的韓寒。”又說：“如果我們希望的是這個社會真正走向健康、開闊、多元的話，我相信，到最後每一個人獨立思想的空間都很大，每一個人獨立發聲的空間都很大的時候，反而會是一個比較難得有英雄的時代，會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時代。”(《“老實說，我從來就不太相信大叙述”》，《南方周末》2010年6月3日)龍應台曾在上世紀80年代的台灣單打獨鬥過，她那時候造成的震動應該不亞於今天的韓寒。而此番思考由她講出，一方面估計是她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顯然也值得大陸的知識界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