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貿易摩擦的啟示 | |
http://www.CRNTT.com 2009-09-18 10:39:27 |
文章稱,借助美國資金支持及其市場開放的便利條件,二戰後的日本經濟快速發展,並很快成為全球第二大單一經濟體。伴隨日本經濟總量增加的,是日美貿易總量和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的擴大。1984年,美國貿易逆差突破1000億美元,其中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占50%。其間,強勢美元加劇了美國企業的出口壓力,美國製造業經歷二戰以後的全面衝擊並步入下坡路,美日之間的外貿、匯率問題隨即成為政治議題,“廣場協議”隨之產生。 “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快速升值,日本出口逐步下降,但貿易順差並沒有縮小,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在1986和1987年繼續擴大,經歷1988年~1990年的小幅回落後,在上世紀90年代前半段快速反彈。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的20年時間裡,美日之間貿易摩擦不斷,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範圍不斷擴大,爭端的級別也不斷提高,特別是“廣場協議”之後,不乏貿易戰,典型的如上世紀90年代初兩國之間的汽車貿易爭端,美國在此期間將日元兌美元匯率推高至79日元兌1美元的歷史最高位。 亞洲金融危機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對美國貿易往來超過日本,在WTO貿易規則下,不需要最惠國待遇的審批,沒有了配額限制,中國商品潮水般地出口到美國。中國成為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最大的商品進口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國,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僅相當於對中國的零頭(按美國的統計數據),中國成為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外最重要的單一貿易夥伴。 中國加入WTO之際,恰逢全球網絡泡沫破裂、美國遭遇恐怖主義襲擊,在衍生金融品和寬鬆貨幣政策的引導下,美國走出了衰退陰影,步入金融泡沫引領經濟增長的時代。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低油價、不斷升值的資產財富,讓美國經濟得以持續低通脹、高增長發展。全球化給中國和美國同時帶去了紅利。全球化和金融泡沫同時推高了全球需求,美國的對外投資、生產和服務“外包”,同其國內企業的生產形成差異化,其製造業來自中國的壓力並不明顯。 文章指出,在美日20年的貿易爭端中,日本對美國不斷學習、模仿和追趕,美國的主要產業不同程度地經歷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威脅,兩國企業都在製造業領域爭取市場份額和工作崗位,爭端成為家常便飯不足為奇。而中國過去10年爭取美國商品市場份額的過程,恰逢美國“轉變”了經濟增長方式,金融在美國經濟總量及企業利潤創造中的份額快速增加,進一步弱化了製造行業的話語力量,中國商品對美國市場的爭取因此主要發生在中國同墨西哥等經濟體之間。因此,過去幾年,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訴求,也僅限於人民幣匯率,且變得禮節性,而不像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後美國給日本的各種壓力。 危機改變了格局。全球化的紅利以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為前提,泡沫的故事不可能持續下去。在美國民眾經歷房產縮水、油價上漲、失業等多重壓力之時,他們需要考慮的最重要問題是爭取一個養活自己的飯碗。 文章稱,危機意味著製造業格局的重新調整、產能的消減和全球重新配置,產能調整和分配的過程就是摩擦的過程,並將持續到非金融創新類的新興產業出現。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是宏觀的理論問題,也是政策制定者面臨的現實問題。其間各方利益的分配不是即期甚至不是短期可以看到的,就比如“廣場協議”之後的日本。但其對產業就業者帶來的影響則是即期的。對美國製造業的工人來說,全球需求下降,高端的產品已經不需要那麼多了,重新建立已經淘汰的工廠即使是權宜之計也在考慮之列,畢竟目前是非常時期。 貿易摩擦對中國的影響巨大,原因不只是中國對美國出口遠大於自美國的進口,更重要的是,中國加入WTO之後的經濟增長,是以對外貿易特別是對美貿易的快速增長為起點和保證的。目前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也是期望在財政政策效應走弱之前,對外貿易可以復甦。輪胎特保案的結果是,即使美國工人自己不生產低價格的輪胎,漫長的處理過程也可能讓訂單轉入其他原產地,這是中國不希望看到的。而中國大部分的出口產品都面臨這類問題。 文章最後說,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需要中國對經濟發展方式作出調整,目前的經濟刺激計劃中看不到這一點,未來的美中貿易摩擦,則會將這一問題愈益強烈地擺到國人面前。 |